读书笔记：毫无意义的工作
深度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格雷伯写这本书有什么因果关系？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中，一个震天动地的集体呐喊是“改变”。改变什么？以为抗议者怒身说：“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这愤怒的声音也在这本《毫无意义的工作》中获得鲜明的回应，书中写道：“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除此以为，这还表明大部分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最终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
分配问题不止在中国存在，美国也有，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分配问题的一次爆发，从现在（2025年）往回看，资本主义的美国没能解决自己的分配问题，这可能是川普在2016年、2024年两次通过选举上台的原因，因为美国主流政客（无论左右）都选择了回避分配问题，主流左派试图通过全球化、新自由主义、LGBT等议题转移选民的注意力，显然这种努力是失败的，川普则是以自身的另类通过攻击回避分配问题的传统政客（其实无论左右）给自己拉票造势，两度入主白宫，从川普第二次上台执政来看，他也在回避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赢学”转移选民的注意力。目前我是这么看川普的，他通过攻击回避分配问题的传统政客（无论左右）上台，但他上台之后本质上采用的还是传统左派政客的策略，只是用来转移选民注意力的议题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LGBT变成了美国优先、反移民、各种赢学。我个人对川普二次上台后的执政表现并不满意，但如果时间回溯我依然会支持川普，因为他是一个变数、一个另类，传统政客沉醉在自身全球化、新自由主义、LGBT等等议题中自我陶醉，选一个另类上台可能会有所改变，等死和找死之间一定要选一个，那还是选找死吧，毕竟等死100%会死，找死还可能找来一线生机。另外我觉得马斯克和川普之间的关系反而是理想中最健康的政客间关系了，在反LGBT的议题上马斯克和川普通力合作，全力支持川普上台，而在大而美法案的议题上又和川普分庭抗礼，这种政客间在不同的议题上或合作或博弈的关系相比于逢川必反的大部分民主党政客，和叫川普“爸爸”，川普说什么都支持的很多共和党政客，要健康的多。
成堆成堆的人涌向大公司、大单位的岗位，并不是看重身在其中的劳动价值，而是尽可能多地切下社会财富蛋糕中的一大块。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过“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这两个概念。生产性努力具有强大的创新性，不断增大社会财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状况下抢占社会的优势地位，在分配结构中夺取更大的个体利益。在什么样的年代会产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诺思指出，当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时，生产性努力没有回报，分配性努力却风生水起，人们自然不愿再将时间投入生产性努力，纷纷奔向分配性努力。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的激情，经济结构趋于单一，失去增长的原动力，从而必然陷入停滞。
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想要拿出客观的评价标准不容易，但是如果想对这个问题稍微有所了解，你只需要询问以下几个简单的问题：倘若这个专业人士阶层嗖一下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倘若消失的是护士、垃圾清理工、机械师，那又会发生什么？显然，如果护士、垃圾清理工和机械师转瞬之间就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立刻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师，不再有码头工人，那我们的生活将会迅速陷入困境。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说家，少了斯卡音乐家，这个世界都会失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执行官、游说者、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推销员、法警和法律顾问，那人类是否会痛苦不堪，是否会面临无法生存的情况，就不好说了。（许多人认为人类的处境可能会大大改善。）
在伦敦地铁工人和雇主发生合同纠纷时，媒体煽动民众憎恨地铁工人，说他们把伦敦搞瘫痪了。地铁工人可以导致伦敦瘫痪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似乎正是这一点惹恼了大家。我们再看看美国，此种情况更甚，共和党相当成功地调动了人们对学校教师和汽车工人的愤怒（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憎恨并不针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层，也不针对汽车行业的高管，而问题恰恰是他们带来的），指责他们要的薪水太高了。这就好像在对教师和工人喊道：“书是要教的！车是要造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是要做的！有这些就够了！你们怎么还敢嚷嚷着要拿到中产阶级的福利待遇？”
这有点类似于，乘客和司机之间冲突不断，网约车平台却置身事外；商家、外卖小哥、点餐用户之间冲突不断，外卖平台却置身事外。当然现在情况在好转，越来越多人认为平台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我的天！一针见血！我就是一名企业律师（更准确地说是一名税务诉讼律师）。我对这个世界毫无贡献，一直过得浑浑噩噩、糟糕透顶。有些人居然还问我：“既然不喜欢，干什么不辞职？”讨厌透了。事情不是明摆着吗，这世界哪有这么简单。因为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让我给社会顶层1%的人口好好服务，他们再奖励我拥有在悉尼买栋房子的财力，我未来若是有了孩子，也可以有条件养育他们……
如果无力改变分配机制，躺平真的是另一条出路，还好社会对躺平越来越宽容了。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一名西班牙公务员拿着薪水却不上班，这样持续了起码6年，他把时间用在了研究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著作上，还成了该领域的专家。
当年明月？刘欣慈?
假设这些案例靠的住，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谁产生的无意义的岗位更多，或者其种类有什么不同，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相比于公共部门，私营企业中的无意义岗位得到的上级监管要严密许多。当然情况也不总是这样。我们后面会提到，银行、制药公司和工程公司里，上班期间大部分时间泡在脸书上的人多得吓人。不过在私营企业，这种事情还是有个度的。如果库尔特决定矿工，然后回家开始研究他最喜欢的17世纪犹太哲学家的作品，那么可以肯定，他第二天就可以真的不用去上班了。如果加的斯水务局转成了私营企业，华金·加西亚依然可能遭遇讨厌他的上级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但这时他就必须每天都来上班了，得老老实实坐在办公桌前假装忙碌，不然就只有换份工作了。
这种情况算不算稍微好一点？这个问题就交给读者朋友自行判断了。
国有企业/公务员和私营企业，不只是有无意义工作的问题，还有受贿问题，比如说 海淀法院发布白皮书剑指“大厂”内部贪腐，一互联网“大厂”餐饮专家收受供应商贿赂超千万元获刑6年，涉案金额超3亿！互联网大厂现巨贪 平台软权力寻租受严惩，饿了么前CEO受贿4000余万，大型私企和国企相比，在无意义工作、受贿问题上并没有明显优势，可能是我们过去过于迷恋西方传入的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效率更高的理论，忽视了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如何提高效率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中小型私企由于结构简单，效率可能确实比大型私企和国企高，而且中小型私企也不会面临“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导致全民都被其错误的决策所绑架。但大型私企的效率未必优于国企，而且可能会面临“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对于超大型的企业更是如此，比如中国的房企、美国的投行。这些有可能”大而不能倒“的企业到底是私营更好，还是国有更好？
我相信没人会怀疑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毫无用处的官员。在我看来，重点在于，当前社会中毫无用处的官员不仅泛滥于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也同样普遍。你在银行或者手机经销店看到某个让人恼火的、穿着西装的小个子男人在那儿大声宣读莫名其妙的规章制度的概率，不比在护照办事处或规划局看到这种情况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官僚甚至越来越纠缠不清，以至人们往往很难把两者分清。本章开头我选用的例子便部分出于上述考虑。开头案例中的男子（库尔特）在私营公司打工，而这个私营公司和德国军方签有合约。这个例子不仅说明了狗屁工作大都存在于政府这样的想法大错特错，也反映出市场改革如何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官僚作风。
但是，目前人们脑海中有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政府机构必然是臃肿的，里面的行政级别必然冗余，而私营企业则是精简高效的。这种想法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不管反向证据有多少，似乎都很难被动摇。
无疑，这种错误看法部分源自对苏联等国家的记忆。苏联当时的政策是全民有工作，这就必然导致许多岗位是被硬生生添置的，而不管这个岗位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所以最后苏联的情况是，你去商店里买块面包需要经过三个服务员；不论什么时候，马路上的施工工人总有2/3的人没有干活，他们要么在喝酒，要么在大牌，要么就在打瞌睡。人们一直认为此情此景不可能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多竞争公司呢，怎么可能会有私营企业花钱去雇用不需要的人呢？关于资本主义，人们常常吐槽的事情绝非冗余，而是太过追求效率。人们觉得私营企业无休无止无情地逼迫员工，不断给员工加任务，不断要求大家提高效率，每时每刻都在监督着员工的工作。
显然，最后这一点我不否认，情况常常也确实如此。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掀起并购狂潮以来，企业精简裁员的压力和提高效率的压力确实大为增加。但这种压力几乎全部让金字塔底部的员工承担了，被裁的是那些真正在生产、维修和运输一线的底层员工。可以这么说，那些上班被要求穿着统一工作服的人最可能受到这份压力的冲击。联邦快递以及联合包裹的快递员，他们的工作是公司根据“科学高效”的方法设计安排的，快递员每天都累到爆。但是这两家公司管理层的日常工作，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追溯到管理层效率崇拜的致命弱点（如果愿意，你还可以称之为“效率崇拜的阿喀琉斯之踵”）。当管理者试图想出最省时省力的科学工作方法，并将它们应用到员工身上的时候，他们从未将这套科学工作方法应用到自己身上，或者即使应用到了自己身上，他们也会发现效果与预期恰恰相反。于是在几乎所有大型企业，当蓝领工人承受着无休止的残酷压榨和失业威胁的时候，毫无意义的行政管理岗位却一直在急剧增加。这些公司在做的事情似乎就是，无休无止地挤干工厂车间里最后的一滴油，然后将节省下来的燃料倒到办公室里，在毫无意义的岗位周围再添置新的浪费（后文我们会看到有些公司确实就是这么做的，毫不夸张）。这一切的结局便是，正如苏联曾带来了无数虚设的岗位那样，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手创造了无数虚设的白领岗位。
在本书后续部分，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一切发生的原因。现在我先强调一点，后文中涉及的所有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公共部门，同样也发生在私营企业，二者在程度和频率上不相上下。考虑到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分清楚，这样的结果毫不奇怪。
可见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问题，组织到一定规模就一定会出现，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的私营跨国企业都是如此，而且组织规模越大，问题就越严重。然而社会不可能停留在只有中小组织的状态，很多事情确实需要大规模的组织来推动、运作，如何解决大规模组织中的无意义的工作问题。
这些狗屁工作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带来的，而是管理主义思想在各大机构实践的产物。信奉管理主义的结果自然而然就是拥有了完整的教职员团队，一个虽然由学术人员构成，但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维持管理主义盘子始终旋转的团队：大家不断生产着战略报告、绩效指标、审计、回顾、评估、改版后的战略报告……没完没了。这一切的运转与高校最根本的生命源泉——教学和教育，完全脱节，毫无关联。
狗屁工作的根源，即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管理主义。
让我们试着把塔尼亚的经历改编成一则寓言故事：假装你还是那个封建领主，你有名花匠，这名花匠勤勤恳恳、忠心耿耿为你工作了20年，可是却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他醉倒在花坛。花园里到处都是新生的蒲公英，而莎草却开始死掉。可是花匠人脉根基深厚，如果辞掉他，会冒犯很多你不想冒犯的人。所以你只好再招一名仆人，这名仆人表面上是来擦拭门把手或做点其他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的。事实上，你在寻找所谓的门把手擦拭仆人时，偷偷考察的是候选人是否有园艺方面的工作经验。如果只是这样，似乎也没什么问题。然而，在公司世界，你没办法随随便便召唤来新的“仆人”，赏他一个华丽的称谓（比如“大门入口高级管家”什么的）之后，告诉他其实他要做的是时刻准备着，一旦花匠醉倒了，就去搞定宅子里的园艺活儿。你得编造一套完整的虚假描述，来说明门把手擦拭仆人的职责范围，你还得训练这位新仆人如何假装他是王国一等一的门把手擦拭高手，最后你还得根据门把手擦拭仆人的具体职责范围描述，来定期对这项打钩工作进行绩效评价。而且，万一哪天原来的花匠突然戒酒精醒了过来，不希望边上有个小轻年晃来晃去给他添乱，那么恭喜你，你将拥有一位全职的门把手擦拭仆人。
大部分人都陷入了常见的循环论证：因为在市场经济，你说的这些都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些就没有发生，于是那些说自己从事了狗屁工作的人要么被蒙蔽了，要么就是太自以为是，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弄清楚自己的真正工作职责（这个工作职责除了他们，其他人好像都弄不清）。
早在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就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而这种影响是什么，以及对婴儿是否有益，都跟这份开心毫无关联。比如，某个婴儿随意动了一下胳膊，铅笔就动了，然后它发现自己重新做一次刚才那个动作，铅笔又动了，这个婴儿的脸上就会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对此，格鲁斯创造了“身为原因的快感”这个说法，并表示正是这种快感构成了游戏的基础。在他看来，快感就是为了行使权力而行使权力。
大部分时候，作为主动的一方，从宠物身上，比从人类亲友身上，更容易获得“身为原因的快感”，这可能也是宠物经济不断上升的原因。而作为被动的一方，如果身边有一个喜欢从自己身上得到“身为原因的快感”的长辈、上司……
格鲁斯的这项发现有着强大的隐喻，也可以使我们更广泛地理解人类行事的动机。在格鲁斯之前，大部分西方政治哲学家（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么觉得人类对权力的追求只不过是天生对征服和统治有着渴望，要么觉得这种对影响力的执着纯粹是想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肉体的满足和繁殖的成功。格鲁斯的发现（之后的100年，各种实验证据都证明了此结论的正确性）暗示着，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背后或许有更为简单的动机。婴儿之所以能够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能够体会到自己是独立于周围世界的个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察觉到“自己”是某事发生的肇因（通过重复之前的行为，婴儿发现相同事件的再次发生，验证了他们自己的观察结果）。当然，婴儿也意识到如果不是刚才自己的行为，那么这个事件就不会发生，这一点也很关键。因此，格鲁斯将此种行为伴随而来的愉悦情绪定义为“自由的滋味”。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从一开始，婴儿的这种意识都会由某类愉悦作为标记，这种愉悦成为后续所有人生体验的基本背景。人类对自我的察觉是建立在行动基础之上的，这个结论似乎让人难以接受，毕竟当我们真正投入做事的时候（尤其是在做我们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赛跑还是解决复杂逻辑问题），我们往往会忘记自身的存在。但是哪怕是在我们沉浸于做事的时候，“身为原因的快感”可以说依然是人类存在的未阐明的基础。
事实上，实验也表明，如果我们让孩子先发现和体会到了“身为原因的快感”，然后突然又把这种机会拿走，那么会在孩子身上产生非常戏剧化的结果：他们先是感到愤怒，然后会拒绝配合，随后出现某种紧张性精神症特征的自我封闭倾向。精神病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朗西斯·布鲁切课称之为“失去影响力而引起的心理创伤”(trauma of failed influence)，并且认为类似的创伤体验或许正是后来可能经历的许多精神健康问题的肇因。
这个问题无法避免，别说是孩子，就算是成人，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体会到了“身为原因的快感”，如果这个“快感”和另一个人的某些行为相关，那就更棘手了，你不可能一直“惯”着孩子，别人也不会一直“惯”着你，也许这就是学会“边界感”的开始。
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人们都认为正常的工作模式就是有规律地一阵猛干，然后休息，恢复之后进入新一轮猛干。比如，农活正是如此：农忙时期，调动所有人手，全力投入；农闲时期，大部分时候人们的工作就是些照料和修修补补的活儿，偶尔有些小工程，其余便是到处闲逛了。可是哪怕是盖房子或准备宴席这类日常工作，基本上也遵循此类工作模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逼着他们采取行动，“懒散一期，考前突击，考完又彻底松懈下来”（我喜欢用“间歇性歇斯底里”来称呼这种学习模式）这种学生常见的学习方式恰恰沿袭了人类一直以来的工作模式。有些学生的这种“间歇性歇斯底里”甚至严重到夸张的地步。不过好学生会想出方法来对抗这种模式，找到相对比较合适的学习节奏。不仅放任自由的时候，人类倾向于这种工作模式，而且有人逼他们改变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改变。没有证据显示有人逼着，效率和生产率就会提高，通常情况下，结果恰恰相反。
有人逼着，也就是从事分派和打勾工作的中层管理，未必对底层员工的工作效率有多少影响，但可以给高层管理提供“身为原因的快感”。
封建领主要么不做事，一旦做事就是去打仗。他们的生活在浴血奋战和安逸懒散之间来回切换。农民和仆人的工作显然要规律的多。但哪怕是农民和仆人，他们的工作安排也远没有现代人“朝九晚五”那么有规律、那么严格。中世纪时期的农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每年都会有20～30天的时间需要从天亮忙到天黑，但其余的日子每天也就工作几个小时，遇上宗教节日，更是完全不需要工作，而且宗教节日并不少。
对动辄996的现代牛马来说，能“朝九晚五”、“做五休二”就不错了，难怪现代的抑郁症发病率远高于古代，因为现代普通人的工作时间、严格程度是远远超过古代的。被迫的工作时间越久，抑郁症发病的概率越高。解决抑郁症的问题是需要通过提供足够的闲暇来实现的。当然有些人比如一些科学家、艺术家、商人，看上去工作时间很久、工作强度很高，但其实他们是用自己的闲暇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科研、创作、赚钱，他们并不是“被迫”着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强度的。而现代管理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不是鼓励普通人像某些科学家、艺术家、商人那样给他们留出足够的闲暇，并鼓励他们用自己的闲暇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是用一种“洗脑”的方式，试图让普通人“喜欢”上他们正在“被迫”着做的工作。
努尔人没有表示“时间”的词语，因此他们没办法像我们那样认为时间可以流逝，可以浪费，可以节省，不会像谈论某件实物那样谈论时间。我觉得他们没有经历过跟时间赛跑的感觉，也不需要给每件事配上一段抽象的时间。因为他们生活的参照系是生活本身，这些活动的节奏往往也比较舒缓。事情一件一件做，安排合理，没有抽象的时间系统掌控他们。生活中，他们没有需要严格遵循的独立参照系。幸运的努尔人！
时间并不是衡量工作的坐标，因为工作本身就是坐标。
这些案例比较极端，但是“你现在的时间是我的”这种想法越来越被人们接受，甚至大部分人都养成了餐厅老板看待世界的逻辑。到了什么程度呢？公民被鼓励以老板自居，如果公职人员（比如，公共交通系统的工作人员）上班的时候看起来有点懒散、有点拖拉，我们就有权愤怒，要是看到他们什么都没做，那更是不得了了。
这份工作本身并非狗屁工作，可是为了塑造一副繁忙的假象，需要生生搞出一大堆没用的事情来做，这一点实在太不尊重人。我觉得这是给老年人打工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情况。不仅如此，一旦认清这里的逻辑，就很容易看到所有的工作、所用的职业，甚至所有的行业都符合这个逻辑。以前，实际也没有多久之前，这样的逻辑要是说出来，所有人都会觉得很古怪。这个逻辑现在在全世界都扩散开了。
官方的说法是我们国家所有人都拥有权利，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幸的人不得不生活在极权国家。不管掌权者提出怎样专横无礼的要求，这些可怜人都必须服从，否则就有他们好受的。掌权者对他们进行了大量常态化监视。官僚体系将手伸到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小的事情都要管。官员随意玩弄百姓，只对官员和有钱人等有权有势的人负责。普通人不管是提出异议还是抵抗不服从，都会受到惩罚。告密者无处不在，随时向上面的人举报。这应该算是很糟糕的情况了吧。肯定是了。可现代工作环境不正是这幅图景吗？
雇佣者是如何开始认为员工没在工作是道德低下的表现，哪怕事实上并没有事情可以做？
究竟是谁在逼迫你假装工作？是公司吗？是社会吗？还是说坚持要求所有人必须以工作为生存手段（哪怕并不存在那么多真正的工作需求）的社会习俗和经济力量进行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融合导致了这一切？
这正是我收到的反馈中大量提及的一个问题：无处安放的愤怒。在你的身上正发生着荒诞可怕的事情，可你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承认这一点，更不知道究竟该归咎于哪个人或哪件事。
我们不禁想问：我们的经济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使人们想要养活孩子就得把自己醒着的时间投入那些表格打钩工作中，或者处理解决那些本就不该存在的问题上。不过，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反过来问：既然创造了这些工作的经济体系能助你养家糊口，那是否还能称其无用？我们真的想要对资本主义重做评价吗？或许不管这个经济体系看起来多么没有意义，它的方方面面都是无奈的必然选择。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没有办法忽视自己的体验，无法不去想其中的种种明显错误。
哪怕是在1990年，由真正的“服务业”人员（餐厅服务员、理发师、售货员等）构成的劳动力占比都是很小的。而且这个比例一直以来稳定得惊人，100多年都维持在20%左右。而之前被归到“服务业”的绝大部分人员其实是行政人员、顾问、办事员、会计、信息技术专业人士等。“服务业”中真正在增加的也正是这批人，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起，增速堪称惊人。
我觉得这很值得强调。虽然缺乏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针对信息化工作激增问题及其对社会的总体影响展开了大量讨论。有些人，比如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在谈到新兴技术中产阶级的时候，用了“符号分析师” （来自微信读书的读者想法：「符号分析师」是一个社会学与经济学术语，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加罗伯特·赖许在其1991年的著作《工作的未来》中提出。符号分析师是指那些靠分析、操弄、设计和传播符号、咨询或概念为生的专业人士。这个词用来描述一种新型的知识劳动者，随着全球化与科技发展，在服务经济中逐渐成为经济中最具影响力的阶级之一。） 这个词。他认为，这些技术中产阶级正在瓜分走全部的增长利润，而传统的劳工阶级则在贫穷中越发悲惨。另一些人使用的是“知识工作者”和“信息社会”这样的词。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开始坚信，这种被他们称作“非物质劳动”的新的工作形式（主要集中在营销行业、娱乐业和数字经济行业，但已经逐渐渗入商业品牌越发饱和、手机沉迷越发严重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成为新的价值创造之地，他们预言这最终将会引发“数字无产阶级”的反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类工作的兴起是和金融资本的发展有某种关联的，虽然具体是怎么关联的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正如华尔街的利润越来越少地来自商贸业和制造业，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债务、投机和符合金融工具，越来越多的工作者开始通过操控类似的抽象概念来谋生——这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
2008年之前金融业被一种近乎神秘的气氛包围着，这种气氛现在已很难再次拥有。彼时，金融从业者成功说服了公众——其实不仅仅是公众，还有社会理论家（这一点我记忆犹新）。他们通过使用担保债务凭证和高速交易算法等复杂到只有天体物理学家才看得懂的金融工具，已经研究出了无中生有的赢利方法，他们就像现代版的炼金术士，采用的手段复杂到其他人压根儿不敢仔细看。于是崩盘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大部分金融工具都是骗局，许多工具甚至不太高明。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整个金融业就是一场骗局，因为整个行业表面上是针对商贸和制造领域的潜在赢利机会进行各种操作，但事实上，这两个领域几乎没有被涉及。金融业绝大部分的利润来自同政府合谋生产、交易和操纵各种各样的债务。在本书中，我真正想说的是，就和金融业充满了烟雾幻境和假象一样，伴随着金融业繁荣而兴起的信息岗位，大部分工作也不过是魔术师的骗局而已。
不过在这里，让我们回到上一章已经提到的问题：如果这一切是骗局，那么究竟是谁在骗谁？
为什么这种糟糕透顶的组织行为更可能发生在2015年而不是1915年或者1955年？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某种组织文化的变革吗，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变革，抑或是我们对工作的基本构想改变了？
历史上不乏卫道士提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道德堕落，毕竟，人们总是听到这样或那样的故事，来说明出身贫寒照样可以飞黄腾达，只要具备勇气、毅力、决心和创业精神。那么显然，如果你一直穷下去，那只是因为你没有付出“本来可以”付出的努力。如果从个体层面观察这个问题，你会觉得上面的分析挺有道理的，但是一旦用统计数据来对比观察，你就会发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阶级流动性差异非常大，于是上述分析似乎就没那么可信了。难道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穷人就比之前几十年的美国人要更加懒惰、意志更薄弱、更消极呆滞吗？不是吧。这是不是和经济大萧条应该有点关系？当我们看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阶级流动性也存在巨大差异的时候，就更难坚持认为穷人之所以穷只是因为道德缺陷了。出生于瑞典普通家庭的孩子，比同等家庭的美国孩子变成有钱人的概率要大得多得多，难道瑞典人总体来讲要比美国人更有勇气、更坚毅、更有创业精神？
我觉得哪怕是当代保守派卫道士大都也不会这么认为吧。
于是，大家就不得不寻求另一种解释，比如，受教育的机会，再比如，瑞典穷困家庭不如美国穷困家庭来的穷困。这并不代表“一些瑞典穷孩子成功了，另一些则没有”和个人品质没关系，但是这里针对的问题是不同的，分析的层面也是不同的。“为什么一个选手赢了比赛，另一个选手输了”和“这个比赛难不难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们或许还可以问问“为何会有这个比赛”。这是第三个问题。同样，对待类似的情况，比如对狗屁工作的激增等社会变革的总体模式进行观察的时候，我认为需要寻求三个层面而非两个层面的解释：第一，某个流浪者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有哪些个人层面的原因；第二，流浪者的比例增加，有哪些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原因（比如，房租上涨、家庭结构的变化等）；第三，若无人对此种情况进行干预，原因是什么，这一点我们可以归为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原因。第三点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它针对的是人们“没有”做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同马达加斯加的朋友谈论美国流浪汉问题时他们吃惊的样子。他们不敢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竟然有人睡在大街上。“不是，美国人不惭愧吗？”其中一位朋友这么问我，“美国人这么有钱！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看到美国有流浪汉会觉得这是美国整个国家的难堪，这一点不会令美国人感到困扰吗？”
我得承认这是个好问题，为何美国人就不觉得街上有流浪汉是自己国家的难堪呢？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他们是会觉得很难堪。如果在19世纪20年代，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如果在大城市有许多人睡在大街上，人们肯定会抗议、会采取行动。采取的行动或许不是什么好行动，有时候可能是将流浪者圈起来，安置到教养所；有时候，可能是搭建公共住房，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些时期的美国都不可能放任流浪汉住在大街上或缩在纸板箱里受尽煎熬。从20世纪80年代起，面对大街上的流浪汉，同一个美国人可能不再觉得是社会环境造成了这种困境，也不再因此感到愤慨，而是开始诉诸第一个层面的解释，即流离失所不过就是人性弱点带来的无法避免的结果。人类是易变的，人类一直是易变的，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改变这个事实。
事实上，政治权威机构往往是忽略民意的。许多民意调查都发现，大约有2/3的美国人倾向于全民医保，但是没有哪个政治党派听取过这个民意。民意调查还显示，大部分英国居民倾向于重启死刑制度，同样没有哪个大的政治党派就此有所行动。不过总体文化氛围肯定还是构成一个因素的。
回到狗屁工作这个议题，上述分析意味着我们可以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人层面——为什么人们会从事并忍受毫无意义的工作？
第二，社会和经济层面——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狗屁工作的激增？
第三，文化和政治层面——经济制度的狗屁化为何未被视作社会问题？为何没有人对此采取行动？
关于社会议题的辩论，总的来讲有这样一个误区：人们往往会把这三个不同层面的解释作为非此即彼的选项来讨论，而不是把它们视作同时作用的不同因素。比如，人们有时候会告诉我，任何试图用政治术语来解释狗屁工作的企图都是错误的、固执的，他们坚持认为，之所以存在狗屁工作是因为人们缺钱（说的好像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似的）。在他们看来，用狗屁工作从事者的个人主观动机来解释问题之后，就不可以再问为何会有如此多人陷入只有从事狗屁工作才能挣到钱的情况。
到了文化和政治层面，情况就更糟糕了。在高素质圈子里，大家有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只有在谈论个人层面的事情时，你才能谈论个人动机。因此，一旦指出有权有势的人物做过他们并未承认过的事情，或者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他们宣称的原因而是出于其他考虑，马上就会被人谴责为“多疑偏执的阴谋论”，须立刻停止。 (为尊者讳，中外都一样) 因此，你要是说，某些“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政客或社会服务提供者，内心可能觉得致力于消除造成流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同他们自身的利益相冲突的，你就会被说成是在暗示流浪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某个秘密政治阴谋集团故意而为的结果，或被说成是在暗示银行系统是由“蜥蜴人”控制的。
所有迷信市场魔力的人都这样，不管出现了什么问题，不管发生了什么不公正的事情，不管上演了什么荒诞剧情，他们都坚持认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市场造成的，但事实上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市场是自由的，而自由永远都是好的。这么讲好像讽刺漫画里的句子，但我真的遇到过自由论者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如果你问：“你真的是在说市场永远是对的吗？”他们往往会回答：“是的，我就是在说市场永远是对的。”当然，此类观点的问题在于这是循环论证，你没有办法去驳斥。因为现存的市场体制多多少少都受到政府管控，因此一旦出现你喜欢的结果（比如，总体富裕程度高），那一定是市场的功劳，而一旦出现了你不喜欢的结果（比如，总体贫困程度高），那就一定因为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干预，然后把举证的压力抛向那些反对意见持有者。这个观点不需要什么实际的证据来支撑，因为这个行业本质上就关乎信念。相反，质疑这些强硬陈词的人总是被要求提供反驳的论据，似乎举证责任总是在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身上。
大学本质上来讲就是由学者经营又为学者服务的行业协会，他们最重要的事务被认为是生产学问，第二重要的事务为培养一代代新的学者。确实，从19世纪起，大学和政府之间维持了某种君子协定，那就是大学会培养出一批公务员（以及后来的公司官僚），以换取政府不插手大学事务。但是金斯伯格表示，自20世纪80年代起，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成功地策划了一场“政变”。他们从教师手中夺过了大学的控制权，引领着大学走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今时今日我们已经司空见惯，高校发布的“战略愿景文件”中对研究和教学只字不提，却大书特书“学生活动”、“学术实力”（以获得拨款）、企业合作、政府合作等内容。
在大家比较随意的时候，有些领导可能会说出类似“我们是靠修理漏水管赚钱的，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补好这个漏水的地方呢”的话（原话可能有出入，反正中心思想差不多）。银行为PPI赔偿项目专门播出了巨额款项。
每当上亿英镑巨款被专门拨出来赔偿某个群体，就会出现一整套官僚机构来确认被赔偿者、处理索赔申请、给出具体的赔偿金。整套官僚机构往往有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因为他们的工资最终正是来自这笔赔偿金，所以他们根本找不到动力去高效解决这个赔偿问题。这可是会下金蛋的“鹅”，怎么能早早煮了分出去，那自己还哪有金蛋可以拿！
太阳地下无新事，我过去曾经相信的市场经济能解决效率问题的说辞，显然是相信了迷信市场者鼓吹的信仰，或者曾经某一个时期我自己也是一个迷信市场魔力的人。
他们把这个网络建好了，但没有人用，然后他们就开始逼着大家用，于是大家就更不想用了。
这个内部“脸书”建成三年后，里面充满了人力资源发的对公司抒发感情的拙劣内容，评论区依然是人力资源员工的留言，诸如“这篇太赞了！说出了我的心声”。
他们会公布慈善活动的“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90%的“自愿”参与率，然后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们会一直催大家报名参加。如果你不报名，他们就会记下你的名字，然后就会有人问你问什么不报名。
为了达到这个“自愿”参加慈善活动的目标人数，公司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耗费了惊人的工时。相关的术语好像叫做“被动资源”。
哪里的人性都是一样的……之前我还迷信市场魔力的时候，还天真的以为资本主义不会有这种事情呢……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并没有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只是把幻想的对象从幻想的中国移情到了幻想的美国，事实上，幻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差别很大，幻想的美国和现实的美国也一样。资本主义的药解不了管理主义的独。
起码在比较基层的岗位，能力和效率看起来还是占据重要位置的，但随着职位的升高，能力和效率就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管理层越来越臃肿，收入越来越高，因为真正创造价值的基层员工被高层管理榨取得越来越狠。随着这种榨取的加剧，顶层掠夺者需要不断壮大自己的“护卫队”，来看管“赃物”。
这就是为何“空谈自由论者”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坚称，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下，不可能出现狗屁工作泛滥的情况。这就是为何他们觉得狗屁工作理论是想象出来的，是错误的概念。但我们如果换一下思考的逻辑，不再以经济看待经济，而是在经济和政治混合作用的封建制度框架下思考这个现象，就会发现一切都突然说通了。正如前文前文提到过的PPI赔偿金分发案例，“封建主”所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分一大杯羹（不管是从敌人那里窃取，还是通过收取服务费、过路费、租金、税款向平民榨取），然后再重新分配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整支随从队伍形成，一方面很有排场和气势，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分配政治特权的方式：收买潜在的反叛者，奖励忠诚的同盟（打手），打造一套复杂的荣誉等级体系，设置层层头衔，让初级贵族为了这些头衔彼此争夺不休。
若某家大型公司的内在运作模式跟上述封建制度运行逻辑相似，那么我想说这并非什么巧合：此类公司已经同生产、建造、修理和保养产品本身越发不相关，而是越来越多地进行着对资金和资源先窃取再分配的政治行为。我们再一次看到，想把经济和政治拆分对待已越来越空难。看看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吧，这些银行背后的游说团队直接起草了日后政府拿来管控它们的法律法规，而且银行的赢利本身绝大部分也是通过直接的“法律——政治”手段而得到的。
眼下世界各国每个普通家庭，每个月的收入被FIRE行业抽走的精确百分比我们基本上不可能获得，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数目一定是惊人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些国家的企业，通过制造和销售商品或服务产生的利润已越来越比不上FIRE行业通过榨取获得的利润了。哪怕是那些被我们视作工业核心的老牌企业，比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目前的全部赢利或几乎全部的赢利都是来自它们自己的金融部门。比如通用汽车，它现在不靠卖汽车来赚钱，而是靠收取汽车贷款利息获利。
20世纪兴起的管理主义更是加剧了这种改变。金融化资本主义之下，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效率”意味着赋予经理、监督人和其他各种所谓“效率专家”越来越多的权力，这样真正从事生产的人就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了。与此同时，管理者的队伍似乎也无休无止地壮大着。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乃至70年代，工业界有一条默认的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企业若是提高了生产率，增加的那部分利润需要分出一些再次分配给工人，有时候是提高薪水，有时候是增加补助。然而从80年代开始，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于是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讲述：
“公司利润增加了，给我们加工资了吗？”带领我们参观的工人问道，“没有！那他们雇用更多工人了吗？引入新的机器设备了吗？扩大生产了吗？都没有！那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开始招进来一批又一批白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来工厂那会儿，只有两名白领：老板和人力资源负责人。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就有了3名白领、4名白领、5名白领、7名白领……他们成天穿着西装转来转去。公司给这些穿西装瞎转悠的白领想出了各式各样华丽的头衔，但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努力想出点什么事情来做。他们每天沿着工厂里狭窄的通道走过来走过去，一边盯着我们工作，一边拿着小本本不知道在写些什么。然后他们就开会讨论记录的内容，讨论完毕后再写出报告。即使如此，这些穿西装的人也没有找到他们存在的合理借口。终于有一天，其中一位白领灵机一动想出一招：‘我们要不把整个工厂关了吧，把全部工人都开掉，然后把生产线搬到波兰？’”
先给每位经理配上一批行政人员，然后再想给他们分配点什么事情来做，如果想得出来。这种操作我们已经太熟悉了。
换句话说，封建制度这个类比已不成立，因为管理主义的背后就是封建主义本身：这种新式封建主义充分伪装了自己，用管理主义作为遮挡，藏于其间；财富和地位的分配已不再依据经济，而是依据政治因素（准确来说，“经济”和“政治”已日趋一体，什么样的算是经济考量，什么样的算是政治考量，已经越来越难分清）。
高管们从来都不会明确表示行或不行。如果他们说了“行”，可是项目最后却不了了之或者做了但失败了，那这个责任就是他们的。如果他们说了“不行”，可是项目最后经他人之手后大获成功，那他们会被说成没眼光。他们是讨厌承担责任的一群人。（来自微信读书的读者想法：我怀疑作者是不是来国内企业打过工！ 哈哈哈看这书我也一次次感到吃惊，这不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吗？一次次颠覆我对欧美职场的固有印象。）
很多时候搞这个、搞那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要证明自己的岗位是有价值的。会议上每个人都会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不是因为真的有不同意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存在的必要性。各种不同意见闹哄哄的，争论时大家的用词含糊不清、极为抽象。他们以精明商人和睿智思想家自居，但会的不过就是写皮毛，只会泛泛而谈。
或者他们会讲些“我不是说你应该做某件事，但也许你应该做某件事”这种自相矛盾的话，让你同时做和不做同一件事。你越是追问细节，得到的回复越模糊。
在金融规则的帮助下，这种竞争游戏进入了公司世界的方方面面，甚至那些曾经作为公司世界对立面的机构，诸如大学和慈善团体也未能幸免。或许有些领域工作狗屁化的程度不如好莱坞这么夸张，但是在所有行业，管理主义封建制度决定了成千上万小时的创意工作终将化为乌有。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欧洲大学每年花费在失败的经费申请书上的资金达到了大约14亿欧元。很明显，这些钱原本可以直接用来资助研究本身。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过去几十年科学技术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学家现在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彼此竞争，去向潜在的经费提供者证明，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未来能发现什么，能具体做出什么样的科学成果。 （来自微信读书读者想法：或者说，是这种模式让擅长写本子的人而非擅长研究的人在竞争中获胜） 私企没完没了地开着内部会议，“动态品牌协调人”和“东海岸愿景经理”日复一日地展示着幻灯片、思维导图和他们印刷精美、图表丰富的报告，这一切本质上还是在实践内部市场营销。
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管理主义封建制度的内在特征。曾经的大学、曾经的企业、曾经的电影制片厂等，不管是决策还是资金，不仅给出的速度快，而且流程简单，而现在的我们已陷入无比复杂烦琐的行政旋涡：经费申请、战略愿景、开发提案……管理者层级越来越多，管理者人数不断攀升，毫无意义的岗位就这么快速增加着。
不管是实行私有化医保的美国，还是实行公共医保的加拿大，抑或是实行部分私有化医保的欧洲国家，整个医保系统产生的利润起码都会拿出来一部分进行重新分配，流入那些收入颇丰、备受尊敬，但本质上毫无意义的办公室岗位之中。
我们作为个体为何会创造并接受这些狗屁工作，同这些工作为何会在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在某些特定区域激增，两个问题的答案绝对不是一回事。而造成这些历史变化的深层结构力量，与公众和政客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所体现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影响，也不是一回事。
公司资本主义，是生产过程主要通过组织官僚化的大型公司来完成的一种资本主义形式，最早萌芽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和德国。在20世纪大部分时候，大型实业公司都是不搭理甚至有点敌视“巨额融资”的。不管是早餐谷物食品制造厂的老板，还是农业机械制造厂的老板，若是让他们在自家工厂工人和金融投机者（投资者）之间选一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家工人。那个时候，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联结是超出管理者和金融力量的联结的，这一点我们从公司内部的组织形式就可以看出来。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融力量和管理阶层（公司官僚体系中的最上层）才真正联结起来。首席执行官开始领取优先认股权，从而代替部分薪水，在毫不相干的公司之间来回跳槽，并以有权力裁掉大批员工而自豪。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员工不再对公司忠诚，公司也不再考虑员工，在这种氛围下，自然需要增加对员工的监管和监督程度。
市场并非永不会出错的价值评判者。不仅是市场，事实上谁都不是价值的永不出错的评判者。
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分为二，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互不渗透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所有人只考虑钱，只考虑物质私利；在一系列其他领域（政治、宗教、家庭领域等），大家突然都不在乎钱、不在乎私利了。真实的动机往往是混合而成的。
金属货币系统的诞生带来了市场，而市场的存在则使得陌生人之间纯粹建立在物质层面的互动和交流成为可能。不管在中国、印度、地中海地区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货币交易市场一出现，某种“面向大众的宗教”就会立刻跟随而来，去宣扬物质并不重要的理念，去规劝虔诚的信徒要无私奉献、做慈善、捐出物品。然而，对于人们面对物质时的利己主义和人们面对理想时的利他主义（即价值和价值理念），任何试图在两者之间搭建绝对防火墙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两者总是互相渗透。这里需强调：这种渗透并不是单向的。
因此人们认为，那些选择造福社会，尤其是那些知道自己造福了社会之后会感到心满意足的人，是没有资格再要求获得中产阶层的薪水、带薪假期和丰厚退休金的。基于相同的逻辑，人们还认为，对于那些知道自己从事的工作除了经济回报之外毫无意义，甚至有害，并因这样的认知而备受折磨的人，恰恰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回报。
这样的操作我们在政治层面见得太多了。比如，英国8年来奉行“财政紧缩”，已经让几乎所有给公众带来直接和明显好处的政府工作人员（护士、公交司机、消防员、铁路信息亭服务人员、医疗急救人员等）的薪水都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削减。甚至已有全职护士需要依靠“慈善食品银行”来维持生活。然而，对于这样的局面，执政党不仅不羞愧还引以为傲，当提高护士薪水以及提高警察薪水的法案经投票被否决后，那些雄辩的议员甚至当场齐齐爆发出欢呼声。而这个执政党，对于几年前差点把全球经济搞垮的城市银行家却相当宽容。众所周知，他们对城市银行家连年暴涨的收入毫不在意。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该执政党的受欢迎程度。在人们眼中，似乎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来牺牲某些特定群体是合理的。那么选择牺牲哪些群体呢？自然是那些通过职业选择，早已开始为社会牺牲自己的那些群体，或那些从事着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而感到心满意足的群体。
我禁不住一直思考，为何人们会感到必须要用是否努力工作来评价自己和他人，哪怕这份工作我们根本不喜欢？这种必须要用是否努力来评价一个人的看法包围着我们。我们呼吸着这样的观点，然后作为某种社会性条件反射，又在闲谈中吐露出这样的观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关系的某项指导原则：如果你没有因为工作而感到身心俱疲，那么你就没有正确地生活。
这些开始逐渐羽翼丰满的企业巨头，以及他们的银行家和政治盟友并不认可“生产主义者”所提倡的道德主张。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开始宣扬一种新的思想：与人们的认识恰恰相反，创造财富和繁荣的并非劳动而是资本。强大的企业利益联盟努力在学校、大学、教堂和市民团体中宣扬新的理念，试图彻底改变人们的看法：“商业已经解决了工业社会根本性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
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是这场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面向劳动者阶层的时候，卡内基大肆宣扬被我们当代人称为“消费主义”的理念：资本“集中”后，在正确人的正确管理下，实现高生产率，从而大大降低商品的价格，以至未来每个工人的生活质量堪比往日的国王。而面向精英阶层的时候，卡内基则表示，给穷人高薪会把他们宠坏，对“民族”无益。
消费主义的传播恰逢管理革命的出现，而管理革命给大众认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在一开始。曾经的桶匠、运货马车制造师傅和女裁缝都把自己视作某种传统的继承者，为此自豪并拥有各自隐秘的知识和技能，然而随着管理革命的到来，由行政管理组织起来的公司开始登场，“科学管理”竭尽全力追求效率，从此工人成了机器的延伸，他们不再自主工作，而是在他人设计好的流程下机械执行。
在我看来，此处我们真正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何这场运动如此成功？”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短短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生产主义”就已经被“消费主义”取代。用哈里·布雷弗曼的话来说：“象征地位的不再是生产力，而是购买力。”与此同时，劳动价值理论也因“边际革命”而被踢出经济理论的赛场，慢慢地越来越不被普通大众熟悉，以至到了今时今日，除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小圈子和研究生几乎没人知道。现在只要有人提到“财富创造者”，大家自动对应的就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而倘若我们把“生产力”作为看待工作价值的首要标准，并认为工厂工人是“生产性工作”的典型代表，那么这一切“关心”和“照料”就都被抹去了。工厂车间里，汽车、茶包或药品神奇般地被“生产”出来，其中涉及的“劳动”跟女人生孩子一样，费力却又神秘。这种看待“劳动”的方式，自然也使工厂主很容易地说出“工人和机器并无区别”的话。显然，后来被人们称作“科学管理”的理念更是促进了此种看待劳动的方式。然而若人们心中默认的“工人”是厨师、园丁或按摩师而不是工厂工人，这样的看待方式就绝不可能形成。
我们虽然都做出一副被资本主义笼罩的样子，好似资本主义是某种庞然大物一样，但事实上，资本主义不过就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某样东西。每天早晨醒来之后，我们都在重新制造资本主义。倘若有一天，所有人醒来后都决定不制造资本主义了，改成制造点别的什么东西，那么资本主义就将不复存在，这种别的东西将取而代之。
照料他人，尤其是长期地照料他人，是建立在这个世界维持在相对可预测状态的基础上的。有可预测性才有照料行为展开的可能性。省钱供孩子上大学是建立在20年后这个世界仍有大学可读的基础上的（当然，钱本身也不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不然省了也用不上了）。
我们不断发明出各种各样的工作，是出于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工作这样一个错误观念，因为按照马尔萨斯主义达尔文主义理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不管是如何发生的，“财富福音”这场反攻都成功了。工业巨头先是说服了美国民众，随后又说服了全世界民众，使人们逐渐相信繁荣的真正创造者是雇用者而非广大被雇用者。然而，正是这场反攻的成功，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当工人在工作中不断被当作机器对待的时候，他们如何才能在工作中找到目标感？当工人被不断告知自己不过就是机器人一样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却被要求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的时候，他们又如何能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呢？
尤其从20世纪70年代起，每个人都希望归属到某个亚文化部落：你的身份可以是科幻迷，可以是爱狗人士，可以是彩蛋射击迷，可以是瘾君子，可以是芝加哥公牛队球迷，还可以是曼联球迷……但你绝不会用码头工人来定义自己，也不会用巨灾风险分析师来审视自己的存在。诚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部分人更希望通过工作以外的什么东西来定义自己而非工作本身。可不知道为什么，矛盾的事情发生了，当被问及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时，人们常常会回答，是工作赋予了他们生活的终极意义，而失业则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正如克莱门特所说，这样的态度在当今的职场依然处处可见，在办公室的闲谈中也隐隐透出这种态度。“必须要用是否努力工作来评价自己和他人，哪怕这份工作我们根本不喜欢，这种必须要用是否努力来评价一个人的看法包围着我们……如果你没有因为工作而身心俱疲，那么你就没有正确地生活。”诚然，比起移民雇农、停车场服务小哥和快餐店厨师，这样的想法在诸如克莱门特这样的坐办公室的中产阶级中更为普遍。但是哪怕在工人阶级群体，类似的观点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否定形式观察到：因为哪怕是那些觉得无须通过日日夸耀自己工作有多忙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人，肯定也会认为，那些完全不工作的人可以去死了。
在我看来，这种没完没了延续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冲动，实际上不过是来源于对暴民的恐惧：暴民这种动物如此低等，以至一旦让他们获得闲暇，就会立刻变得危险，还是让他们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思考来得安全。
哪怕上述说法并不成立，至少有一点是必然的：这样的工作安排，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憎恨和愤懑的政治风貌。那些在失业中痛苦挣扎的人憎恨那些有工作的人。那些有工作的人被鼓动着去仇视穷人、去憎恨失业者，因为穷人和失业者一直被描绘成好吃懒做、白吃白拿之流。狗屁工作从事者痛恨那些拥有对人类有益的真正工作之人，而那些从事着对人类有益的真正工作之人，在饱受低薪、羞辱和忽视之后，则越发讨厌那些垄断着极少数华丽、高尚、有用且高薪岗位的（他们口中的）“自由派精英”。所有这些人都讨厌统治阶级，认为统治阶级是腐败的、堕落的（他们确实是），而统治阶级则觉得可以好好利用这些人彼此之间空洞的相互仇恨，因为这样他们自己可以躲开些关注。
2008年，当金融业深陷泥潭，政府对其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的时候，银行家依然拿着百万美元的奖金，民众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但是后续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出台。然而，当随之产生危机的汽车业受到援助的时候，政府却出台了制裁措施：对生产线工人进行制裁。人们纷纷指责这些装配工人拥有的工会合同简直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工会合同提供的医保和退休金方案太过丰厚，竟然还有那么多假期和每小时“高达”28美元的薪水。这些工人被迫接受大幅度削减援助金。而正是与这些工人同处一家公司的那些负责金融业务的人员（如果不是每天无所事事的话），造成了公司的这场危机，可是他们却无须做出公司里工人做出的牺牲。正如当地一家报纸事后写道：
2月的时候，在对银行进行紧急援助之后，汽车公司也获得了援助。有人指出，为了保证这些汽车公司能够再次赢利，必须裁掉几千个工人岗位。很长时间以来，汽车工人良好的工作保障和医疗补助招来了妒忌，现在他们成了替罪羊。在密歇根州那些曾经辉煌的制造业城市几乎全面停工之际，右翼广播电台评论员却声称，这些工人（这些历史上为我们每个人带来了8小时双休日工作制的功臣）不过是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如果你查看一下当今的电影大片主演名单，很难找到一名演员，家族里没有至少两代的好莱坞演员、编剧、制片人或导演的。电影业逐渐被一个“好莱坞阶级”统治，不断地“近亲繁殖”。
看来哪里都一样……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的目的仅仅是挣大钱，那么也许存在某种可能的路径，但如果你想要追求金钱以外的其他价值，不管这个价值是真实（新闻、学术），是美（艺术、出版），是正义（激进运动、人权），还是慈善，等等，而你同时还想拥有体面的收入，那么除非你有一定的家族财富、社会人脉和文化资本作为背景，否则绝无可能。于是，文化精英阶层成功地在所有可以获得经济回报以外其他价值的工作岗位上设置了屏障。文化精英阶层正试图将他们自身打造成新的美国贵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功。好莱坞贵族正是如此，世袭垄断了所有经济回报颇丰，同时还能给人高贵感、成就感和价值感的岗位。
右翼既支持贪婪又赞同慷慨。这也就是为什么共和党内支持自由市场的自由论者能和基督教右翼“价值选民”神奇般地结成联盟。这其实就是“红脸黑脸”策略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先放纵市场的混乱，使人民的生活陷入动荡，使已有的真理被质疑，然后再挺身而出，以教权和父权的最后堡垒自居，来对抗那些正是由于他们的放纵而滋生的野蛮。
人们心中一边呐喊着“入伍吧！”“参军吧！”，一边谴责自由派精英的自私和垄断。基于此我们发现，右翼用“伪君子”来评价左翼，可以说没毛病。在右翼人士看来，“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校园激进分子在当年曾声称，他们正试图创建一个美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精神愉快，人人都是理想家，人人都生活富足。共产主义之下，价值和价值观念之间将不再有鸿沟，价值就是价值观念，所有人都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斗。然而这些激进分子最终做的，却是将所有既能实现理想又能使生活富足的岗位彻底垄断，专供给他们那些被惯坏了的子女”。o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二代。
又回到了亚伯拉罕·林肯的中世纪式生命周期服务的说法，只不过今时今日，我们绝大部分人就算有机会体验到“完全成年”，也只能等到退休之后了。 (来自微信读书读者想法：少年时期依附家里，青壮年时期在打工，长期的雇佣关系让人依附于老板，老了退休才不必在经济上和思想上依附谁。现代人用生命的起码三分之二完成“长大”“独立”“自由”，才刚“成年长大”没多久就死了。现代人，一种变异生物——头重脚轻，“幼年期”极其漫长，“成年期”短暂，成年后不久即死。)
汽车工人也好，教师也罢，他们的工作对社会而言极其重要、不可或缺。你们已经有机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了，还想怎样？你们竟然还有胆子成立工会来要求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我想，那些深陷心灵摧残的低级别或中等级别狗屁工作的人，对汽车工人工会和教师工会一定会分外愤怒吧。而在人们看来，像“彪马叔”和安吉丽娜·朱莉这样的自由派精英，在人生每一次的排队中都跳过了等候，直接插到了队伍最前面，去垄断那所剩无几的集趣味、金钱、意义于一身的工作。可就是这样，他们竟然还敢以社会公正代言人自居。工人阶级尤其憎恶这些自由派精英，因为工人那痛苦、艰难、有伤的身体但对社会同样颇具贡献的工作，在这些自由主义典范的心目中，既不重要，也没有趣味。与此同时，那些深陷高级别狗屁工作的“自由派阶级”成员，则对这些无愧于良心的、能够过上诚实生活的工人阶级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嫉妒和敌意。
莱姆讲的没错，还有什么迹象要比“单调、卑贱、无趣的苦力劳动将彻底消失会被视作社会问题”来得更为明显、更能证明所处的经济体制是荒谬的呢？
真正的工作正在不断狗屁化，而广泛意义上的狗屁岗位也在不断增加，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试图去量化那些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内容所导致的直接结果。直截了当地说，自动化使某些工作可以更高效地完成，但与此同时，自动化也使其他工作的完成效率降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若要将那些具有照料价值的工作的详细过程、目标和结果都用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表格表达出来，需要耗费巨大的人类劳动。
乔治·奥威尔1933年就提到过的来自上层阶级的恐慌，即上层阶级对劳动大众“若拥有过多闲暇时光，就不知会做出什么事”的恐慌，导致在富裕国家，一旦涉及官方失业率这个数据，真实情况就已不再重要，人们想做的只是用尽一切办法，使这个数字能够被控制在3％～8％这个区间。
这里我不会美化那些在某些场合中被提出的说法，说什么工作时间的减少会导致犯罪率的上升，会带来不健康的风气，会对社会造成各种负面影响。我相信一模一样的论调可以套用到反对解放奴隶的主张中，而且很可能当年就有人这么说过。我认为两者有着相同的道德地位。声称人们必须每周工作40个小时（而这项工作本身其实不用做的）是为了防止他们酗酒、抽烟或犯罪，和声称地球上所有人都应该每周被关进监狱40个小时来作为某种预防性拘留，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吗？
如今的劳动力分配方式既和经济状况没什么关联，也和人类本性没多大关系，归根结底不过是因为政治。
那些左翼政党曾经号称自己是工厂工人的代言人，现如今这些伪装也被撕掉，取而代之的是职业经理阶级，这些职业经理人管理着学校、医院等机构。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以一整套不同的宗教和父权“价值观念”的名义，将矛头系统性地对准了这些机构，试图削弱其权威。
在美国，人们破产的首要原因是医疗债务，狗屁工作能吸引来年轻人也要归功于他们身上背负的学生贷款。然而自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布莱尔以来，那些表面上的左翼政党便成了“金融治国”的头号拥护者，金融领域也成了这些政党资金的最大来源。金融说客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还是这些政党，双方共同促成了各种法律法规的“改革”来给这一切铺路。正是在此时期，这些政党自觉主动地抛弃了它们原来的主要支持者，即工人阶级，转而开始为职业经理阶级代言，正如汤姆·弗兰克已经有力论证的那样。这些政党成为“职业经理阶级的政党”，即不仅成了医生和律师的代言人，还成了那些照料部门狗屁化的罪魁祸首——行政人员和经理的代言人。如果护士想反抗轮班时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精力来应付文书工作，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向自己的工会领导发起抗议，而这些工会领导与拥护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合作紧密，而追随希拉里·克林顿的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就来自医院行政人员，也就是那些一开始给护士安排文书工作的人。如果教师想反抗文书工作过多这个安排，那么他们就得反抗学校的行政人员，而很多情况下，代表这些行政人员的恰恰是同一个工会。如果他们抗议得过于激烈，就会被轻描淡写地告知：你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工作的狗屁化，如果不接受，剩下的仅有选项便是听任那些充满种族歧视的右翼民粹主义野蛮人的摆布了。
我个人就屡次在此种困境中撞得头破血流。比如2006年，我当时因为支持了参与教师工会化运动的研究生，耶鲁大学就忙着策划把我开除了（为了把我踢出去，人类学系不得不专门申请了一个对教师再任用政策进行调整的许可，只是为了对付我一个人）。（属于是国际通用做法了……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当时，工会战略家还考虑借助MoveOn.org和类似左翼自由派邮件列表为我发起维权运动，最后经提醒我才想起来，那些操控开除我的耶鲁行政人员本身很可能正是这些列表上的活跃分子。几年后，我在“占领华尔街”这场可被视作照料阶级首次大型反抗的运动中看到，同一批“进步改革派”的职业经理人，先是试图替民主党拉拢运动参与者，然后在拉拢尝试失败后便干脆坐视不管，甚至与镇压方串通一气，对这场和平运动采取了武装镇压措施。
“政策”二字暗示着存在某个精英团体（往往由政府官员构成），这个精英团体能够替所有人做决定（“制定某项政策”），并将此决定强加到所有人身上。每当谈论起此类议题，人们的大脑总会产生某种惯性思维。比如，大家会说：“我们该如何应对问题甲呢？”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仿佛“我们”即社会，“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以某种方式对“我们自己”造成影响，但是事实上，除非“我们”恰好属于那3％～5％能够左右政策制定者的群体，不然一切不过就是场自欺欺人的游戏。我们把自己放到统治者的位置思考问题，却忘了自己其实是被统治者。每当看到电视里的政客发问“该为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做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这种统治者视角，忘了电视机前的你和我起码有一半就是这些“不那么幸运的人”。我觉得压根儿就不要出现什么政策精英，我觉得这种统治者视角的游戏有很大的危害性。从个人角度而言，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仅盼望着未来能有一天，政府、公司和其他所有类似组织都能成为历史，成为未来人类眼中很奇怪的存在，就如同现代人回看曾经的西班牙宗教法庭或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入侵那样；我还希望在面对当前人类遭遇的种种问题时，不要去创造那种能够赋予政府或公司更多权力的方案，而是向人们提供必要的手段，让大家有能力自行处理各项事务。
很多初次听说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的人都感到诧异和困惑。我们当然不用给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一年发25000美元（或者其他随便什么数字），对吧？答案是，要发。既然说了所有人，那就是所有人。亿万富翁又不是满大街都是，这笔钱数量也高不到哪儿去，再说富翁本来交的税也更多。若分发这笔钱需要在对所有人进行个人经济状况调查后再给予，这个调查甚至包括对亿万富翁的调查，那么就不得不建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来实施，按照历史的经验，这样的行政机构必然会不断扩张。
全民基本收入最终的目的是将生计与工作分离。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一旦实施就会立竿见影，行政官僚机构将急剧减少。正如莱斯莉的工作，在大部分富裕社会中，大量的政府机构以及依附于政府机构的那些半政府机构、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存在的意义，不过就是让穷人觉得自己很糟糕而已。这是一场奢侈无比的道德游戏，旨在支撑起这台很大程度上毫无用处的全球工作机器。
工作不再只是解决生计问题，它将彻底和生活的手段脱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