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问道

我认为孙中山所谓的“拿汉族来做中心，使之同化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和“汉族主导下的民族平等”，不过是部分汉人的傲慢而已。

因为我自己相比与儒家理念更认同道家，所以很不认同一些儒家主张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说法，更不会认同他们想要建立或者说重建“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的愿景，这只是这些儒家自己傲慢而已。虽然和儒家一样我也是传统文化的认同者、支持者，但我首先认同道家，然后才认同传统文化，就和他们儒家首先认同的是儒家自己，然后才是传统文化一样。诸子百家（不论是古代版，还是现代版），都认为自己是中心，以自己为主导，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共识的“主导”、“中心”。

对于民族平等问题也差不多吧，虽然我是汉族，但将心比心，其他民族听到一些汉人主张所谓“拿汉族来做中心”和“汉族主导下的民族平等”的说法，恐怕就和我听到一些儒家主张“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一样，只会觉得他们傲慢，就像百家争鸣，各自都以自己为中心，既相互竞争又妥协合作，共同构成了整个中华文化一样，我作为汉族，以汉族为主导、中心，其他民族也是以他们自己的民族为主导、中心，即相互竞争也妥协合作，共同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他们没有义务以汉族为主导、中心，就像我也没有义务以儒家为主导、中心。

而且我认为以某一民族、种族为主导、中心建立民族、种族平等的努力是失败的。美国试图以白人为主导、中心建立起种族平等社会的尝试是失败的，一方面自认为“主导”、“中心”的白人精英凭借自己的优越感向黑人和其他族裔让渡白人的权利，另一方面黑人和其他族裔里的部分精英也利用白人精英的优越感和亏欠感心态以种族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白人平民的权利、利益被占据主流的白人精英忽略（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中有描述），个人认为这是导致川普被选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在拜登执政时，占据主流的白人精英仍然忽视自身种族平民的权利、利益导致的川普第二次选举上台；其二，黑人的处境两极分化，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本来就处于上层的黑人更接近那些心怀优越感、亏欠感的白人精英，更容易以种族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比如奥巴马，而那些心怀优越感、亏欠感的白人精英也对这些自己能接触到的黑人上层人士极其慷慨，甚至是慷他人之慨（慷那些被他们忽视的白人平民的权益的慨），结果就是大量的以帮助黑人为名义的利益、资源流向了奥巴马这样的黑人精英人士，能惠及黑人平民的所剩无几。美国尝试建立以白人为主导的种族平等是失败的，结果是白人精英得到了情绪价值，黑人精英得到了实际利益，白人平民和黑人平民都不满意。我只是一个汉族平民，即没有白人、汉人精英的那种对其他种族、民族的优越感、亏欠感，也不需要那种施恩其他民族、种族才能得到的情绪价值，而我担心“以汉族主导的民族平等”会重蹈美国“以白人主导的种族平等”的覆辙，汉族精英会为了自身的情绪价值向其他民族肆无忌惮的让渡本民族的权益（本民族的权益即包括精英的也包括平民的，而不只是这些想要情绪价值的精英自己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如此“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是用包含整个民族精英和平民的权益去满足自己的情绪价，比如把地方自治的权利包装成所谓的“民族自治”让渡给其他民族，实际上就是把权利、利益输送给其他民族本身就处在上层身为精英的人，即无法惠及其他民族的平民，也是对我们汉族平民地方自治权的忽视甚至蔑视），而忽视了汉族平民的权利、利益，这些让渡的利益也大多流向其他民族本来就在上层，就是精英的那群人，惠及其他民族平民的很少。还不如像诸子百家那样，都以各自为中心，以自己为主导，相互争鸣，即拉扯博弈，也妥协合作，共同激荡出了今天的中华文化，何必要纠结谁主谁次的问题一定要争论出一个所以然了，就像《亮剑》里李云龙说的：“全部都是主攻”。

古代帝王所谓的“正统”，比如汉高祖的“高祖斩白蛇”，其实和张角、白莲教、义和团之类的装神弄鬼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方面确实有凝聚人气、鼓舞士气，降低统治成本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统治者的情绪价值和知识官僚阶层的现实利益（可能是政治利益，比如自己的政见被采纳，也可能是经济利益，比如高官厚禄、默许贪污）的相互奔赴。

宋代欧阳修提出的“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正统”观点，因为从北宋到南宋，帝国统治的地盘一直呈现日益缩小的态势，宋代的知识精英，也就是宋明新儒家就忽视了第二条，强调第一条“居天下之正”，统治者需要具备道德自省的能力，并且他们通过编制出一个自先秦到宋代的儒家“道统”，垄断了“什么是道德”的解释权。这种对统治者道德自省的要求，可能对弱势的皇帝构成一些软性的约束，但在强势的皇帝面前是毫无用处的，而且这种统治者应该“居天下之正”，应该有道德自省能力的情结和现代宪政政治其实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宪政政治中选民如果对总统、议员不满意，会用下一次不投票给他，甚至这一次就发起对他的罢免、弹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不会也不该像宋明新儒家的知识精英那样幽怨的要求皇帝应该“居天下之正”，应该道德自省，比如对美国的川普、对韩国的尹锡悦，当然能否罢免成功还是要看程序正义的结果，这种对统治者“居天下之正”的道德要求，不管是对中国古代皇帝还是对现代宪政总统其实都没什么约束能力，比如拉链门的克林顿，紧急戒严的尹锡悦，如果韩国没有明确的弹劾、罢免总统的决策程序可以让李在明这个反对派议员去推动，只靠知识精英的道德指责和民众的一腔热血，只怕尹锡悦现在还好好的坐在总统宝座上呢，即便很多韩国民众都反对尹锡悦，民众也一腔热血，但如果没有明确的弹劾、罢免总统的程序正义可以去推动，李在明除了组织民众静坐、游行又能做什么呢？光州或是野百合？这就要看尹锡悦和军人的良心了。清朝满族虽然是统治者，汉族儒家知识精英仍然掌握了对“道统”、“什么是道德”的解释权，所以满足就强调“正统”的第二条“合天下于一”来标榜自身的正统，说白了就是满族统治阶级和汉族儒家知识精英在降低统治成本和朝堂中的话语权之间的拉扯博弈、利益交换。说到底还是满人作为统治阶级还不够强，元朝的统治阶级蒙古人就没有这个问题，当然这也可能是元朝比清朝短命的原因。

按道理说，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某样东西，你喜欢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喜欢，不必强迫他人去做不喜欢的事情。然而不幸的是，这个规则只有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才能推行下去。只要一个社会迷恋等级秩序的规训力量，每个人就不可能自主决定所欲所求，而是由各种权威代为选择。父辈与君主大多自以为是，他们觉得自己欣赏的东西理所应当得到全世界的普遍共鸣和认知，自然应该推广到所有家庭与民众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地位比较低下的人群完全没有资格挑选欲求目标。同宗族众与普通百姓一旦受到威权的压力，经常无法拒绝貌似善意的欲望推送。这类权威虽然不乏美好初衷，可他们的所欲所求是否同样为众人所喜好，或者是否与众人自我选择的目标相一致，则完全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

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孔子虽然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却没有相应阐发“己之所欲”也不可强加于人的道理。由此造成了一种错觉，让人仿佛觉得只要是自我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必然同样喜好，导致一厢情愿的“好意”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却从未考虑其他人是否真的感到快乐。

在中国古代，上至皇帝下至父母，打着热心与善意的旗号，代替臣民与子女做决定变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依据的就是“己之所欲，必施予人”的行为逻辑。即便在当代中国社会，长辈热心为子女量身定做人生菜单的事例也比比皆是，类似逼婚或亲自规划子女兴趣与未来职业选择，更是许多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孩子真正的内心欲望毫无关系。

我认为网络语：“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说的也是类似的情况，“助人”如果越过了边界，以为了“被助者”好的名义代替“被助者”做选择、做决策，实际上也是这种父辈与君主式的“己之所欲，必施与人”，帮“被助者”分析风险利弊，从自己的角度给出建议，然后尊重“被助者”自己的选择就好了，“人之所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因为人有自由”，同样，“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一定要自己做决定”，所以“尽人事，听天命”，“尊重他人自由，尊重他人选择”就好了。比如说对上面说的被父母逼婚的子女，或者被资本家PUA的劳动者，告诉他们在现代社会法律保障婚姻自由，保障劳动者的各种权利，鼓励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如果他们选择符合自己的期望，比如说勇敢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和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如果他们的选择不符合自己的期望，那就“尊重他人自由，尊重他人选择”就好了，当然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逃避承担决断成本的选择，不做选择维持现状，往往要比选择现状的代价更大，这样的人并不罕见，人各有命，尊重就好。

中国人文价值观起源于百家思想的争鸣与淘汰机制，其中得以流传后世的核心思想分布在儒家、道家、法家这几个先秦思想流派之中。有一些派别如纵横家、名家、墨家的观点由于太受时代环境的制约，在秦汉王朝实现“大一统”局面后逐渐失去了影响。比如，纵横家只有在先秦诸侯纷争不已的特殊历史时期才受到各地诸侯的重视，他们在各国之间来回穿梭调停，从中获利，诸侯国一旦遭到兼并，纵横家立刻失去用武之地。墨家能够倾听底层人民的呼声，却得不到贵族阶层的亲睐。墨家信徒只能生活在私人小团队的孤立状态之中自我营销，在秦朝统一之后，更是缺少民间代言人和支持者，自然湮没无闻，失去信众。儒家、道家和法家经过与各家各派的反复辩难博弈，直到与历代帝王建立起了相互需要的共谋关系，才保持了自身延续性和创造力。那些纯粹植根于民间的自生自发思想是很难独立存活下去的，一个思想流派必须寄托在某种政治势力的庇护下才能发挥作用。先秦儒家承担着为某个王朝兴灭继绝的历史使命，充分验证了这个道理。（马丁·路德的新教也是得到了德国贵族的支持才能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垄断、迫害下活下去的）

孔子虽然一度只在民间招收弟子，却从未停止向诸侯国君兜售儒家的观点，他坚定地认为，只有至高无上的君主接受了道德教育的理念，儒家思想才有机会自上而下贯穿到基层社会。反之，那些自下而上自由萌发的底层思想只能获取部分民众的支持，却不能借助上层政治势力，转化为更具广泛影响的治国行动。儒家真正开始发挥作用恰恰是在汉代以后，那时因为儒生通过与方士联手制造政治神话，大力宣扬刘家该当皇帝的缘故。

时代变了，现代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意愿远非古代先秦可比，在现代宪政政治中那些不被本国精英阶层看好的政客，比如美国的川普、韩国的尹锡悦能通过选举上台，就是借助了现代民众参与政治的能力和意愿。古代政治主要是君主和官僚（贵族、精英）之间、中央官僚和地方豪强之间的拉扯博弈，君主和官僚共同构成了统治阶级，地方豪强对本地政治可能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君主、官僚（无论中央、地方）和地方豪强都算是精英阶层，普通民众在古代政治中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现代政治主要是精英与民众之间、不同立场的精英之间和中央精英和地方精英之间的拉扯博弈，民众虽然还是需要通过与原精英阶层不合群的精英人士（比如川普、尹锡悦）来代理自己的政治利益，通过他们间接的影响政治，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意愿，对政治的影响能力已经远非古代先秦可比。如果孔子、墨子、老子、韩非都生在当今，在现代民众政治参与能力和意愿的加持下，可能中华文化会是墨家主导，而不是儒法主导。川普、尹锡悦这些和原精英阶层不合群的精英人士在民众的支持下上台，说明了精英和民众之间存在的政治张力、拉扯博弈，当然也正因为川普、尹锡悦这类政客与原精英阶层格格不入，缺乏现实政治的经验，或者说正是因为民众对当前在台上那些政治经验丰富的精英人士的普遍不满，才把他们这些缺乏政治经验的政客选上台的，这就导致他们能否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充满了不确定性，比如尹锡悦就搞出紧急戒严的闹剧，川普的第一届任期也有各种各样的“幼稚”的做法，在输给拜登沉淀四年后第二次上台应该会好很多吧。现代宪政社会民众的参政能力和参政意愿远胜古代，如果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群体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情绪（比如战后的德国，现在的美国、韩国），民众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把一个相对于原精英群体不合群的精英人士送上台的，这个人可能是墨子，也可能是川普、尹锡悦，甚至可能是希特勒，所以一个明确的退出机制，明确的弹劾、罢免程序，明确的通过议员或民众数票来否定总统行政命令的合法程序很重要，就像韩国那样，当尹锡悦的紧急戒严遭到大部分韩国民众的反对时，李在明可以通过推动程序正义，呼吁议员投票来否定总统的戒严令，并弹劾其下台，避免勇敢抗议的民众的集会游行和听令行事的军队之间陷入无法打破的僵局而发生冲突，我认为这次韩国民众和军队之间能保持对峙，双方没有过激的、暴力的冲突，就是因为有明确的通过议会投票否定总统戒严令和弹劾、罢免总统的法定程序，这让对峙双方的军队和民众都有个盼头，可以保持对峙等待议会博弈和投票的结果再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而不需要和对面（对军队就是抗议民众，对抗议民众就是军队）角力来分出胜负，可以保持克制的对峙状态，等待议会和总统角力的结果再有所行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通过议员或民众的数票程序来否定总统行政命令（戒严命令），弹劾、罢免其下台，会让勇敢抗争的民众和听令行事的军队之间陷入没有期盼的僵局，必须通过与对方角力分出胜负才能打破僵局，如果有这种明确的程序正义，那勇敢抗争的民众和听令行事的军队只需要相互对峙、保持克制，等待议员和总统的博弈结果就行了。

道家想要说服的对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地位尊贵的帝王，所以后人称老子思想为“面南之术”。庄子人认为“道”是分层次的，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什么事都不干，尊享“无为”的潇洒和荣耀，普通百姓如果什么事也不干，肯定会失业或饿死，所以只能走“有为”这条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天道”是君，“人道”是臣，高下尊卑分得相当清楚。

老子的说理对象是帝王，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汉代初年的汉文帝和汉景帝就是想实现老子“无为”的目标，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文景之治”。这两个皇帝据说都比较爱惜百姓，主要功绩是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放弃了秦代的苛酷法律，比如取消了另百姓憎恶的“连坐法”等条例。文、景二帝信奉的“黄老之学”，就是名义上假托老子和皇帝的一门驳杂学问，据说起源于先秦齐国的稷下学宫，这套理论杂糅了道、法、儒各家，以及阴阳家、墨家的观点。

“黄老之学”的核心主张就是道家的“无为”。“无为”从字面上看即“无所作为”的意思，无疑是针对“有为”而言。第一类“有为”之人容易让人联想起“法家”，法家推行法制，令行禁止，做事雷厉风行，总是摆出震慑四方的威势，迫使民众不敢轻易触碰律条。他们推行各种政策，的确效率高见效快。法家的缺点是，假设每个人都绝对服从制度安排，相互监督的层级步步深入底层每个社会细胞，因此具体政策的执行毫无回旋余地，难免实施成本过高。规条设计烦琐的结果，极易造成人际关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就如一根皮筋拉得过紧容易崩断一样，最后导致官逼民反，秦朝统治如此短命就是鲜明例子。

第二类“有为”群体是儒家。儒家倡导“仁义”治国，希望通过道德修养，自然培育出合格的良民，使人际关系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避免引发暴力冲突。这种依靠软性约束力治理国家的构想，显然比法家节约成本，缺点是道德教育倾向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周期长，见效慢。法家宗室韩非对此就不以为然，他说这世上没几个人能抵挡欲望和利益的诱惑。即便“圣人”亲自出面做示范，依然难得有人真心效仿。不像法律一刀切来得痛快，执行起来好人坏人一起管束。对于刚经过大乱，迫切需要步入大治轨道的统治者来说，儒家投入的时间成本过高，有点让人等不及。这是道教在汉初一度受到皇帝亲睐的一个历史背景。

这里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无为”是帝王的专享特权，普通民众是没资格讲“无为”的，休养生息只是权宜之计。帝王“无为”是为了激发百姓更加“有为”的一种手段，否则任何统治都难以为继。这里不认同书中说法，虽然老子的本意无从得知，只能揣测猜想，但古文亦可今解，“无为”可以解释成不折腾，各家学说都是不断发展的，就像儒家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再到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再到今日儒生，道家、墨家、法家也是。

老子眼中的“自由”就是躺平了什么都不干，另外一种“自由”是指不受束缚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后一种“自由”是近代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向往的理念信念。他们憧憬着有足够闲暇的时间从事某种愉悦劳作，比如制作一件精致的艺术品，或者创作一篇小说，等等。这些“自由”是要付出许多心力的创造性劳动，甚至需要经过反复专业训练才能积累相应的能力。换句话说，“自由”恰恰是“有为”的过程和结果，要投入各种成本，并非“无为”的轻佻表达就能从容实现。这里也不认同书中说法，老子的躺平，庄子的逍遥游，本身就是在“不折腾”的追求自身的“自由”，作者喜欢“从事某种愉悦劳作”并不代表其他人也都这么想。

“隐忍”的效果因时因地因人却大有不同，雄才大略者的忍让也许是一系列周密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小民的忍耐卑微只是一种无法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的无奈选择，两者的分量和程度均有很大差别。一般而言，君王与圣人垄断着高级的“隐忍之术”，他们大多能从种收获巨大利益，普通民众的忍耐却往往不会带来什么希望。这里我想引用《仙逆》里的名言：“我辈修士，何惜一战”（《凡人修仙传》动画第五十八集，再别天南第十二集里黄枫谷李化元也说过：“我辈修士，何惧一战”，“我求的道，即是念头通达”），我以为道家主张的不是“隐忍”，而是平时克制、危时果决。我认为所谓道家主张“隐忍”和儒家主张“君臣”一样，是统治者或者想要讨好统治阶层的人对道家和儒家的曲解，孔孟都是主张“君臣”之间是一种对等关系，但后世想要讨好皇帝的儒生再也不提君臣间的对等，对民间流传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和雍正说的“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报”，也没有反驳，即不承认也不否认，表现出一种默许状态，但那些不愿讨好皇帝的儒生（这些坚持自身信念的儒生往往和主流官僚儒生不合群）还是在民间话本、小说中留下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的名句。我认为道家的“隐忍”也不是为忍而忍，而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手段，比如《凡人修仙传》里的韩立，《仙逆》里的王林，都是打不过就以“隐忍”维持道心，打得过就杀伐果决，“隐忍”只是避免“至刚则折”的策略，当然这也只是道家应对“至刚则折”处境的策略，儒家，《剑来》中的齐静春选择的就是“圣人当仁不让”，相比于儒家，道家确实没有那种“当仁不让”的气节和担当，《凡人修仙传》中黄枫谷李化元也是在即便“隐忍”也无法维持道心“念头不通达”的处境下才选择“何惧一战”的，面临“至刚则折”处境时，儒家“君子不救，圣人当仁不让”，道家能维持道心就“隐忍”，不能就“何惧一战”，至于更多的普通人选择的其实是既隐忍退缩又怨天尤人，道心破碎，念头不通达。儒家为天下，道家为己心，当然说到底这只是理想中的儒家和道家，现实中儒道的追随者首先是一个是普通人，能像齐静春那样当仁不让的儒家，能像李化元那样何惧一战的道家又能有几人，这对于其他的思想流派、学说信仰也是一样的，比如墨家（墨子之后众多平凡的墨家追随者，再没有墨子这般人物），再比如现代法律至高无上论，私有财产或者某某某神圣不可侵犯论等等，持这些“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论的人，当他声称的东西不再“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并且有人因此受损、受害的时候（受害者也许是他自己，更有可能不是，只是骊珠洞天的村民之于齐静春那样的关系），能像齐静春那样“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捍卫自身信念，捍卫自己相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之物的又能有几人。比如俄乌战争中，美欧冻结俄罗斯富豪的个人资产，并将其用于支援乌克兰，这时那些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在哪里？再比如2024年12月1日拜登在离任前赦免他儿子亨特，亨特·拜登于今年6月因2018年隐瞒其吸毒情况购买枪支而被定罪，根据此前日程，12月12日，他将因联邦枪支罪名被判刑，还将于12月16日因另一宗案件被判刑。此前，亨特已对9项联邦逃税指控表示认罪，拜登对亨特的赦免涵盖了他在201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1日近11年间可能犯下的所有罪行，并不只是包含那些亨特已经被起诉、被定罪的罪行，亨特在这段时间可能实施、未被发现的罪行也一并赦免，‘美国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杰弗里·克劳奇（Jeffrey Crouch）对BBC表示：“总统赦免如此长时间范围内的罪行是非常罕见的。”’，2001年1月，在离任之前，克林顿赦免了1985年因毒品分销罪名被定罪的同父异母兄弟，2020年12月川普赦免了他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查尔斯此前因在调查中作出虚假陈述、干预证人以及逃税被定罪，也没见主张法律、司法独立“至高无上”的人站出来“当仁不让”有所作为。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主张法律、司法独立“至高无上”的人，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和古代追随儒家主张“圣人当仁不让”的人一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家都有自认为伟大、光荣、正确的理想，大家也都只是普通人，那些正确的、不可质疑的“高调”也都是暗中附带条件的，只是在鼓吹“高调”的时候没说出来，甚至是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有生之年遇到需要权衡利弊对这些“高调”做出取舍的状况，墨子、齐静春、李化元这些不管是为天下还是为己心，当仁不让、何惧一战的人都只是少数，古今中外都一样，墨子自身够强（也许再加上一些运气）所以创立并发扬墨家学说，齐静春、李化元不够强所以“至刚则折”，而那些在俄乌战争中没收俄罗斯富豪个人资产面前退让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者，那些在拜登赦免亨特面前退让的法律、司法独立“至高无上”论证，实际上采用的是道家在面临“至刚则折”处境时的“隐忍”策略，我敢说这些人在将来大部分还是会继续主张、鼓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司法独立“至高无上”那套东西的，宛如无事发生一样，正如儒家、道家也在继续唱着自己的“高调”。你我皆凡人，我们这些凡人总归还是需要有一点自己的精神寄托或者说情绪价值的，只是有人选了儒家、道家，有人选了私有财产、司法独立而已，我们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至少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但在面临巨大危机之时，有几人会选择当仁不让、何惧一战，又有多少会选择隐忍退让（我想大部分会是如此），至于隐忍退让之后是运用道家“隐忍”或者某些类似理念（比如儒家的“君子不救”）维持自身心境、道心，危机过后继续主张自己原来相信正确的东西，还是陷入自我怀疑、怨天尤人，道心破碎，念头不通达的境地，就看各人了，道心破碎之后破而后立的人也不是没有，只是和第一类人一样少见而已。如果出现第一类人，而且不管是因为他自身足够强还是运气好，他成功度过了危机，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会是他的时代，他个人的言行会对社会政治产生极大的、其他人难以比拟的影响力；如果没有第一类人（也许不是没有，而是“至刚则折”了），那影响社会政治的主要是第二类人（通过“隐忍”、“君子不救”度过危机，维持道心，或者破而后立重建道心，危机之后坚持、重拾信念的人）和既得利益群体（这两种人之间可能存在交叉，也就是有人既属于第二类人又是既得利益者）以及不同政见、信念的第二类人彼此间的拉扯博弈；至于第三类人，道心都碎了，如果自己本身不身处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人、对社会、对政治又能有什么影响力呢。

相对于政治斗争的权谋韬略与大国博弈，老子对待民众的态度更是充满腹黑算计的色彩，倡导的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只要不倡导贤能的作用，老百姓自然意识不到别人比自己更加出色，就不会出现竞争的念头；对贵重之物毫不怜惜，民众就不会争当盗贼；想办法消除个人欲望，民心就不会散乱。我反倒觉得这是老子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解决方案，“上”无所好，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让“下”无可甚。

下面这段话说得更加露骨：“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也。”这分明是站在管治者的角度使民众“婴儿化”的一种变态构想。这里我也不认同老子的观点，如果说“虚其心”的“虚”字还可以做不同解读，比如解读成不要心比天高、好高骛远，那“弱其志”实在是洗都没法洗。

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往往习惯把庄子的寓言当作宫廷政治或职场竞争的解毒剂。一些古代士大夫由于厌烦了儒家科条规训的约束，转而寻求身心自由放逸的生活，幻想着远方始终浮着一个脱离凡间羁绊的美丽桃花源。一个被有意遮蔽的事实却是，无论古今，寻求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必须首先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无论是在礼教约束下的士大夫阶层，还是现代公司的职场精英，都曾在官场或职业生涯中取得过耀眼成绩，只是在生活中遭遇挫折，一时无法解脱，于是希望从老庄思想构造的玄幻世界里获得慰藉。这是认知庄子思想的一个大前提。作者这里的观点我很不认同，能够“在官场或职业生涯中取得过耀眼成绩”的能有几个，认同、倾向老庄思想的人有很多，就因为有几个是“在官场或职业生涯中取得过耀眼成绩”的，就以为认同、倾向老庄思想的就这几个人，其实这是幸存者偏差，因为你只知道这几个“在官场或职业生涯中取得过耀眼成绩”追求老庄思想，就以为只有这种人追求老庄，就比如你看见了高官富商请高僧、做法事，没看见普通人施斋给化缘的僧人，就以为只有高官富商这些“在官场或职业生涯中取得过耀眼成绩”认同佛法，大部分认同佛法的人是那些没有在任何领域取得过耀眼成绩但却会施斋给化缘僧的普通人，大部分认同老庄思想的人也是这些人。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因古代官场失意而流落江湖之人，总喜欢嘴边挂着庄子的教导，喋喋不休地劝说世人尽快忘记愁苦失意，学会洒脱认命。现代富人在拥有足够多的财富与名声之后，同样对庄子思想趋之若鹜，仿佛每日参习若干庄子语录，就能排解胸中郁闷，摆脱为金钱奴役的尴尬命运，实则不过是想为延续奢华生活，添加另一种不那么庸俗的理由（哥哥，这个现在不是被叫做“情绪价值”吗，这些所谓的现代富人参习庄子语录，和老百姓刷抖音有什么区别，满足自身的情绪价值而已）。对于挣扎在生存底线上的民众来说，庄子鼓励人们面对困境，保持潇洒超脱姿态的教导，大约与他们无关。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宁可选择遵从儒家道德观和礼仪秩序，以便维系艰难生计和温情脉脉的人际交往关系。或者为了寻求哪怕一点点的生命安全感，被迫屈从专制权力的威慑与控制。请作者分清“没得选”和“有得选的情况下的自主选择”，不要把“没得选”“有意遮蔽”包装成“宁可选择”，搞的好像是底层民众在“有得选的情况下的自主选择”似的。

我个人的价值取向倾向道家，所以这里多说了几句。我认为儒墨道法作为先秦诸子的思想流派，在现代社会都会有自己的信徒和追随者，诸子百家也会有各自的新生、传承和发展、延续，会和近代、现代的诸多思想流派（比如普世价值、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进步保守、左派右派等）形成争鸣关系。就像先秦时代那样，诸子百家各自的信念、理想是不同的，在具体的某个事情、议案上，有可能会彼此妥协合作、相互支持，但在理想层面，在对社会未来会怎样、未来应该怎样的问题上，是基本没有也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充分的交流、争论形成共识的，相互间会有一些影响和借鉴罢了，只有在针对具体的事情、议案上的拉扯博弈、妥协合作才可能逐渐形成“共同的底线”。

（宋明）新儒家相信，每个人都具备理解圣人旨趣的能力，要求师生之间尝试通过更加简捷明快的语言传递思想。新儒家编写的教材中采用的文字，大多效法《论语》中师徒之间的“对话”风格，常常围绕时代话题有所发挥，不必亦步亦趋地拘泥模仿古代圣贤的腔调。“心”的重要性被刻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心”不仅代表古圣贤之心，还是宋儒之心，乃至普通平民之心。每个人都有资格领悟圣人思想，人人都具备觉悟的能力，甚至不识字的人也能参与其中。

新儒家的讲学活动表面仍披着代圣贤立言的外衣，实际更多针对宋朝面临的时代危机展开独立思考。宋朝时刻遭受北方辽金政权的威胁，领土疆域日益逼窄，文化思想又屡遭佛教挑战，对古圣贤的注疏式解读完全没办法应对如此复杂困窘的局面，种种内忧外患把宋代儒家逼上了重整圣贤之学的绝路。只有改弦更张，掀起重建“道统”的大旗，才有望摆脱困境。今日的儒家，今日的儒墨道法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绝境，甚至比宋代更甚，诸子思想不仅停滞不前，无法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而且面临西学冲击，不同与当时面临的佛学挑战，西学背后是欧美那些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都大幅领先的国家，这是当时的佛学没有的优势，如果是在十年前我还是精美的时期，我可能都认为诸子百家都是些即将淘汰、甚至已经淘汰的思想，未来是西学的天下（我也有过认同全盘西化想法的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翻译了越来越多的西方著作，网络的发展也让一众自媒体从各式各样的角度介绍西方社会，而不仅仅只是接受那些崇拜西方的公知学者的兜售，我自己的那种西学是银弹，西方是天堂的幻想也随之破灭，更何况近年来以川普当选为标志，西方社会从知识精英、商业精英到普通民众，他们自己对西学也充满了争论、困惑、拉扯、博弈，西学的分支简直比诸子百家还要多，可能是因为我看他们的学说都是“西学”，而他们看我们的学说（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是“”儒学“一样，公知学者们甚至在争夺“西学”的解释权（比如川普的那个西学不是西学，进步觉醒才是西学；反方也是类似的观点），类似于当初儒家对“什么是道德”的解释权的争夺，所以我重新向传统的诸子思想求索，寻找属于我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情绪价值，西学分支能不断演变发展，道学、儒学、诸子学说自然也可以。

在私人讲学的空间中，师徒之间能够尽情自由辩难和碰撞思想。宋儒的语录已不限于讨论古圣贤师徒之间的对话内容，不会限定在《论语》《孟子》所记载的孔孟与弟子来往问答的范围，而是直接转化成了”新儒家“与自家弟子之间的对话。这个转变暗示着宋代新儒家已骄傲地自许为原始儒家的直接传人，不仅模仿先贤口语化的教学形式，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也直接与宋代面临的时代主题形成了对接。

对话形式变了，教学内容也变得不拘一格，更加生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朱熹批评他的对手陆九渊，就说他怎么看都像福建贩卖私盐的商人，喜欢扮成鱼贩，私盐上面盖着一层干鱼权当伪装。陆九渊的思想，内里是禅学，外面却打着儒家招牌遮遮掩掩，犹如走私商人干的勾当。各类历史比喻的运用在《朱子语类》中可谓比比皆是，非常具有个性化色彩。可见朱熹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讲起话来干瘪无趣，教导弟子总是一副板着面孔的老冬烘模样（形容迂腐浅陋之人）。

到了南宋，朱熹才开始把“道”的发明权从道家和佛教的手里彻底夺了过来。朱熹对“道统”的定义最早出现在《中庸章句序》中，其中说到《中庸》就是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道学”与“道统”是一个含义两种表述。“道统”有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句话摘自《尚书》，据说通过尧传给舜，又经过舜再传给禹，大体是把“人心”与“道心”变成对立的两极。朱熹给出的解释是，一个人天生具有“道心”与“人心”，“人心”受各种世俗事务的污染，需要不停地经过道德训练转变成“道心”。然而无论君主还是平民，都没有掌握“道心”秘诀的能力，只有经过新儒家的点拨和启迪，才又可能洗涤掉“人心”留存的污秽。宋朝宫廷内盛行经筵御讲，君主定期挑选新儒家士人讲解经义，这等于明确宣示了“道统”不但掌握在新儒家手中，而且他们还有资格当帝王的老师。一方面，“新儒家相信，每个人都具备理解圣人旨趣的能力”，另一方面，“只有经过新儒家的点拨和启迪”，哎……

“新儒学”更像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其贡献是发明了一些像“理”、“性”、“气”等的核心概念，组成一个相互贯通的思想体系。新儒家解释任何观念，都不会简单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由个体推及群体，尽快将之转化为实际行动。

感觉理学、心学有点类似基督教的原罪论，格物致知就是赎罪。

不像宋代“理学家”总是想通过“格君心”影响上层决策和政治导向，心学有意绕过顶层，把眼光投向了基层社会。据说王阳明演说时，一些贩夫走卒都有兴趣前往听讲。抨击只会博闻强记和背诵辞章，这本来是“理学家”反对汉唐经学僵化思维的有力说辞，一度成为朝廷打击的异端言论。但“理学”在元明两代正式进入科场，最后垄断了所有科举考试内容，朱熹语录反而成了考生研习背诵的主要对象，摇身一变成为压抑另类思想的工具。

“心学”对宋代“理学”的挑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一场争夺正统与异端话语权的政治较量。在王阳明的眼中，“理学”已经堕落成科考士子谋取私利，升官发财的工具。那些只会背诵圣贤书的考生，不过像擅长表演作秀的戏子罢了。在这个僵化体制的训练下，人们学习知识，只求中举登科，没人真正关心仁义道德与性命哲学的真谛。这些所谓“名物度数”的学问，与个人内心体悟毫不相干，只是功利生活的点缀和装饰，“理学”就此丧失了精进的活力。“心学”的作用在于拨乱反正，倡导治学要直指本心，简捷明快，把广大青年士子重新拉回到追求道德理想的轨道上来。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秦制社会，学说的买家只有皇帝，是绝对的买方市场，中世纪的欧洲可以卖给教廷，卖给各国国王、各地领主贵族，现代宪政社会可以卖给选民，在秦制社会，作为唯一买家的皇帝只会挑选一个合自身心意的学说帮助自己降低统治成本，压制其他学说，“罢黜百家，独尊一术”是学说在秦制社会中难以逃脱的宿命。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新儒学”的“新”，最恰当的表述应该是宋明儒家真正实现了全域式的“泛道德化”。什么是“泛道德化”？简单地说，就是世界上所有事情的是非对错，都必须按照儒家制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裁断。几乎每个新儒家都有一种执念，那就是自上而下，自国家到社会，从皇家心态到百姓生活，所有事物的方方面面都要全面实现道德化，力争做到处处无死角，人人有善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新儒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泛道德化”意味着整体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要绝对遵循新儒家的指导，这种服从不是小打小闹，不是局部调控，而是被上升到了“体”的高度进行认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空间中，这是能够做到的，新儒学也确实最大限度地垄断了思想资源。

中国式“泛道德化”思维之所以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落于下风，正是因为西方宗教、哲学等传统文明每天都处在不断分化之中。经历科学观念的洗礼，西方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越来越趋向专门化。这与商业产品、劳动力和金融市场日益复杂化，分工越来越细密的现代化趋势相适应。现代化造成原本依赖传统价值观支持的身份标准开始丧失，血缘组织和人际关系濒于瓦解，原有的种族、文化和社会象征体系逐渐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