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王安石“强辩”考
政治辩论，决策机制和共识；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和启蒙与布道
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儒家理想主义政治家，加上神宗这样愿意放权的皇帝，再加上容忍、鼓励对重大政治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争辩的政治风气，也没能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
私以为：其一，王安石与司马光主要争的是对儒家理想世界的各自解读，而不是对现实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二，决策者只有单数的君主神宗而非复数的选民、议员、人大代表，所以驳倒对手说服君主，比一个一个去争取可累积的支持者的政治辩论策略更为有效、务实；其三，就是一种基于“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的，“启蒙”式的精英的傲慢，以为“民”好的名义，代替“民”做政治选择，通常还会把被他们“好心”（也许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心中真的相信自己是“好心”）代表的“民”说成是“愚民”。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个人人品、德性都没有问题，皇帝神宗即不是独断专行的霸主，也不是昏庸无能的庸主，当时也有对重大政治议题充分讨论和争辩的政治风气，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与司马光、新法派与反新法派并没有通过政治辩论达成共识，反而冲突愈演愈烈、越来越极化（这倒是与美国大选前挺川派与反川派的政治辩论很是类似）。
充分的政治辩论并没有形成共识，而是走向极化和撕裂，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辩论的标的，也就是议题是具体的、务实的现实问题，还是抽象的、务虚的理想、倾向或者立场问题，除非本身的立场一致，否则我们是不可能通过辩论就抽象的、务虚的立场问题形成共识的，比如：儒家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支持川普还是哈里斯等。正如书中所言：“并非所有的说理、辩论和思想交流，都能够或者需要通向各方一致的共识。”
另一个就是决策机制，书中言：“政治辩论，充其量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用来辨明道理的，另一部分是用来迷惑或压制对手，还有更大一部分是用来说服君主（在现代政治社会是选举人或民众）。” 只是个人感觉，在美国大选的政治辩论中，那些没有选票的人比有选票的人更加投入政治辩论，更加希望驳倒对手，因为有选票的人可以通过投票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满足自己的政治参与感和自豪感，而没有选票的人只能通过压制对手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只能通过对对手的驳斥、贬低来获取自身的政治参与感和自豪感。我觉得王安石和司马光，新法派和反新法派面临和美国大选中挺川派和反川派类似的困境，因为不能通过投票表决来获取自身的政治参与感和自豪感，所以就全心投入到驳倒对手和游说神宗的政治辩论中，致使政治辩论越来越极化，我觉得问题在于当时没有一个能够给政治辩论参与者提供政治参与感和自豪感的决策机制（民主选举、投票表决），另外由于决策者或者说需要游说的对象只有神宗一人，并不是有多个都有决策权的选民代表或选民投票表决，这就导致游说的结果非此即彼，不是大胜就是大败，不像选民代表或选民可以通过一个一个的争取有表决权的人的支持来累积优势，游说不了这个就先放着去游说下一个，或者广撒网寻找立场相近的选民妥协合作累积优势。不管是决策机制没有给政治辩论参与者通过投票捍卫立场来满足自身政治参与感自豪感的机会，还是决策机制中只有一人拥有表决权，游说结果非此即彼、大胜大败，并不能形成双方都争取到部分有表决权的人的支持，开始拉扯博弈、谈判妥协的阶段。
我觉得想要解决政治辩论走向极化的问题，第一就是要放弃能通过政治辩论对抽象的、务虚的理想、倾向或者立场问题形成共识的想法，表达观点、坚持己见便好，尊重他人自由，坚持自身立场。不只是对抽象的、务虚的立场问题，即便是对具体的、务实的现实问题也未必能通过政治辩论形成共识，很多时候还是只能表达观点、坚持立场，但立场问题可以搁置，可以各自坚持，但现实问题却需要全社会共同应对，需要解决方案，如果是私力救济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各自坚持、各自努力，比如自己出钱或募捐去推动自己认同的公益或非公益事业，但是公共资源采用哪种解决方案确是一个需要决策机制来解决的问题，决策机制的设计好坏有可能会诱使政治辩论的极化。个人认为向神宗那样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一身的决策机制更容易诱使政治辩论极化，但像英国、日本那样立法权和行政权都由多数议员决策的机制又容易形成政治僵局，这对缺乏实际政治辩论和决策参与经验的社会来说更加显著，我个人的立场是倾向美国那样的总统制的，立法权由多数议员表决，行政权由总统独占，总统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专断（比如拜登对亨特的赦免）。选民通过参与选举投票来满足自己的政治参与感和自豪感，不必在政治辩论中投入过度的情绪价值，积极的政治参与者（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既可以通过参选议员、总统来满足自身的政治参与感和自豪感，也可以通过游说议员影响立法，游说总统影响行政来获取自身的政治参与感，不必总是想着驳倒其他政见的竞争者，强调自己主张的路径就是唯一的。容忍百家争鸣，私力各自努力，公域程序决策，决策程序要让政治辩论失败、决策程序未采纳的一方也有政治参与感、自豪感。
书中语：‘古代政治思想关于民的讨论，基本都可以归入“民本主义”的大范畴。这确实是一项古老而珍贵思想遗产，清末知识精英对近代民权思想的接受和转化，就是以民本思想为媒介的。但是，类似天命观，儒家的民本主义也有二重的辩证结构：一方面，民为邦本，民为神主；立君为民，民贵君轻。民在政治中的关键地位得到了高度肯定。另一方面，民并不天然具备自主和自治的能力，亟待君长来养之，教之，制之，用之。其效果也类似天命观，前一方面对皇权有规范化的作用，后一方面对皇权有正当化的作用。其弊端则是一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 更重要的是，民本思想不仅视“民”为完全消极的政治活动者，还蕴含了一种精英式的自负、家长式的傲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士大夫比民众自身更清楚民众的利益，所以，后者的意愿只能由前者来垄断、规定和表达。 极少一部分具有政治智慧和远见，掌握了“道”或“理义”的人，有权迫使“愚民”接受他们判断为正确的结果。 究竟什么才算真正的“民本”、“利民”或“爱民”，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或许存在分歧（比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但是，在对“民”和“民意”的态度上，他们本质上属于同一类型。 在传统思想中，“人”是仁义礼智、“四端”完备，但是，“民”从来都是“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说民是“愚”，实质上是诋毁他们看不清自己的根本利益，遑论更高的“善”；说民是“圣”，实质上是害怕他们被欺侮得太过会起来造反。水主要是用来载舟的，有时亦能覆舟。正是在这一愚一圣之间，政治诡辩有了最充分的施展余地。’
这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忽视甚至蔑视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感、自豪感，我觉得所谓的“启蒙”情结就托生于这个“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就是“布道”的傲慢版本，思想活跃的先秦诸子百家，也只是争鸣和布道，没有这种包含傲慢的启蒙。启蒙是傲慢版的布道，布道是中性版的启蒙。
启蒙情结会诱使政治辩论极化，就像王安石和司马光那样，都认为是政治对手对方无知、愚昧，不但不尊重他们认为是“愚民”的政治参与感，就连过去是好友、是政治盟友的人，在政见向左后，也相互认为对方是不开化的愚民，想方设法攻击对方，把对方踢出京城。
有启蒙情结的人往往先要民众（他们眼中的愚民）认同他们主张的那一套政治理论（其实只是现代版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然后才是要不要考虑民众的政治参与感、参政权利的问题，如果民众不认同他们的那套政治理论，他们甚至会害怕、恐惧民众有机会、有权利参与到政治决策的过程里，对未来的政治路径可能偏离自己想象的恐惧胜过了对民众参政权利的支持、对民众政治参与感的尊重，然而他们的那套理论（不管是普世价值、进步觉醒，还是共产主义，或是儒家修身等等）不管是对民众还是对我都只是现代版百家之一。比如说我自己更倾向认同一些道家的政治理念，要我先去认同儒家的那套政治理念或者普世价值、进步觉醒的那套政治理念，然后再基于那套政治理念去参与政治，根本就是强人所难。曾几何时，我也无知、傲慢，我也有启蒙情结，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沟通交流，先统一认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然后基于共同的认知一起去追求共同的理想，后来发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也只是一个空想者、键盘侠。现实社会是在那些勇敢践行理念的行动者之间拉扯博弈而形成的，当然这里我也不是想说空想、理论研究、键盘侠就完全一无是处，空想者的一些观念有可能会给行动者一些灵感和启发，行动者借鉴了空想者的部分思想、理念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付诸实践，这样空想者就通过认同自身部分理念的行动者的实践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如果没有认同空想者理念（或者部分理念）的行动者去付诸实践，那空想者、理论研究者、键盘侠们就算在自我陶醉也是一无是处。然而勇于行动的人往往也是很有主见、有自己想法的人，他们可能会部分借鉴、参考空想者、理论研究者、键盘侠的观点，但不太可能全盘认同他们那一家的一整套理念，他们的实践行动也是追求自身本来的目标，只是附带借鉴了一些空想者的观点，这与空想者本身的期望相距甚远。不像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不是试图基于争鸣的（无法通过政治辩论形成共识的）现代版诸子百家就公域问题如何决策设计良好的决策机制，傲慢的启蒙者只是希望自己想象中的愚民拥护自己这一家的理念而已。
我不否认民众缺乏参与政治辩论、政治决策的经验，我也一样，但经验恰恰需要通过行动、通过实践来累积，比如通过基层选举《中国基层选举报告》，通过相互保的赔审团，而不是先去认同某一家的理念（是普世价值、进步觉醒、还是共产主义、或是儒墨道法并不重要），然后才能怎样怎样的。而且我认为参与那些与决策程序相关联的政治辩论才有意义，才能累积参与政治的经验，和对政治的参与感、自豪感，比如相互保赔审员之间的相互讨论、辩论，然后投出自己的一票来决定这个案例是不是要用大家交的保费去赔付，比如基层选举的拉票和投票。而键盘侠之间的互喷只是互喷而已，和累积参与政治辩论、政治决策的经验没有关系，理论学者、空想者之间的理论探讨也只是理论探讨而已，看似比键盘侠之间的互喷高级（实际可能也确实要更有深度、更加专业一些，辨明道理的比重更高一些），但也和累积参与政治辩论、政治决策的经验没什么关系。就像书中说的：“政治辩论，充其量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用来辨明道理的”，即便理论学者之间的理论探讨中辨明道理的部分能占到七八成，也只是政治辩论中的一小部分，即便键盘侠之间的互喷中辨明道理的部分只有一两成，也还是政治辩论中的一小部分，从累积参与政治辩论、政治决策的经验的角度看两者并没有本质区别。而现实中的政治辩论（与决策程序相关联的辩论），都是和书中说的一样：“政治辩论，充其量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用来辨明道理的，另一部分是用来迷惑或压制对手，还有更大一部分是用来说服君主（在现代政治社会是选举人或民众）。”，相互保赔审员间的辩论是如此，基层选举的拉票是如此，美国台湾大选的选战也是如此。理论研究者认为自己比键盘侠更能辨明道理，就以为自己比键盘侠对于参与政治辩论和政治决策程序更有经验，更擅长此道，这和“启蒙”一样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精英的傲慢。这有点类似于政治辩论的满分100分，有80分没算，在算的辨明道理的这20分里，理论研究者得16分，键盘侠得4分，这样就能认为理论研究者的总分比键盘侠高了？这不是笑话嘛。在我看来，不管是理论研究者还是键盘侠在政治辩论上的得分，都远远低与《中国基层选举报告》中实际有过参与基层选举经验的村民，也远远低与实际有过参与相互保赔审团辩论和投票经验的人。
我认为在缺乏参与政治辩论、政治决策的经验方面，普通民众和自诩公知精英有启蒙情结的人一样欠缺，键盘侠和理论研究者众生平等，这方面的经验并不能通过辨明道理的理论研究、学术辩论来补足，而那些过于深入、复杂的脱离普通人生活常识的理论在政治辩论中反而是减分项，这可能就是不少人在伪政治辩论（网络辩论）中经常会自己为是的、傲慢的说“你先去学什么什么”、“你先去看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其实是他们自己的理念和表达能力脱离了普通人的常识（俗称不接地气），他们把在专业人士之间交流的学术辩论的方式用到了伪政治辩论（网络辩论）上自然吃瘪，在我看来这些人往往在专业领域不如爱因斯坦、陈景润这些真正的大牛，在真正专业领域的学术交流上估计他们压根插不上嘴，而在政治辩论或者网络辩论中也不如罗翔、李永乐亲民、接地气，专业理论研究也好、亲民表达能力也罢，两头都不够硬，一根筋、两头堵，而那些勇于行动、敏于行动的政治活动者，多是没有多少时间和意愿在网络上与人做这种理论探讨的伪政治辩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