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后笔记:腾讯文化大家讲堂第一季(中国思想史)

腾讯文化大家讲堂第一季(中国思想史) 秦晖

孔子弘扬了周公之道,开创了儒学流派

孔子述而不作,述指绍述、传承,作指创作

孔子在写作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编辑《六经》

文艺复兴的本意就是指复古,当时(欧洲中世纪)的人对现状不满,想要回到古希腊、罗马中去。当时的复兴不但是艺术方面的,还有罗马法的复兴,古典政治观念的重新传播

孔子的弟子子思: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儒家解决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的冲突)

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儒家处理君臣关系)

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是最早提到三纲的人,法家处理君臣关系)

雍正: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你无条件忠于我就是了,你还管什么君恩厚薄不厚薄,法儒处理君臣关系)

儒家提倡的乡举里选只适合于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推荐出来的人只治理本地小圈子的熟人社会),在秦汉这种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央帝国中只会发展成门阀政治

科举是选聪明人,不是选善人。八股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智力游戏,和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和治国能力也没有关系

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扬雄:多智为英,大胆为雄

曹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天下即聪明又大胆的豪杰只有你我)

隋唐的科举得分点曾经是策论,皇帝针对当时的国家状况出一道题,考生写一篇论文。这种题目没有标准答案,只适合于强人皇帝,在常人皇帝执政时,这种题目只会录取和主考观点相近的人,不同政见者都被淘汰。而这种以政见而“结党”的状况,即便强人皇帝也不愿意见到

科举后来向玩弄小聪明的方向发展

古往今来的强国要么是中央集权的铁腕专制国家,要么是近代的宪政民主国家。那种小共同体本位,诸侯林立的社会对这两种体制是没有竞争力的

最早的法家萌芽是齐国的管仲,当时从周制到秦制的变法各诸侯国都在做,秦国并不是最早的,只是最极端、最野蛮的

儒家反对法家,以王道反对霸道,以长者政治(资历)反对强者政治(能力),以贵族政治(世袭)反对官僚政治(任命),以封建反对郡县,以井田反对兼并

杨朱和墨翟是两种极端,杨朱为天下一毛不拔(个人本位极端),墨翟为天下奉献一切(大共同体本位极端)

秦晖认为杨朱、墨翟、孟子的争论并不是这一毛应不应该拔的问题,而是谁有权力拔这一毛的问题。杨朱认为我的一毛由我做主,我有权力不拔,也有权力拔,你不能以利天下为理由来拔我的一毛;墨翟认为为了天下你就应该牺牲,这是天下决定的,不是由你决定的;孟子认为你的一毛既不是天下的也不是你自己的,是父母的(小共同体的),父母认为应该拔那就“精忠报国”,父母认为不该拔那就“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我们固然要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我们更要讨论人们可以(有权利)做什么,不可以(没有权利)做什么

我们中国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只讲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讲人们可以做什么。然后应该发展成强制,好事也变成坏事

有权利是指一件事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没有权利是指一件事你不可以做;有义务是指一件事你必须做

法家的人人平等是指皇帝之下的人人平等,而不是法律之下的人人平等(王子、草民犯法,皇帝想赦就赦,想不赦就罚,皇帝可以平等的杀死或者赦免王子、草民)

汉承秦制,汉代的酷吏根据上级官员的意志舞文弄法,任意曲解法律,上级官员面前确实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

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史记·酷吏列传》

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 《汉书·酷吏传》

酷吏没有道德,不讲法制,只是遵从上司的意志。酷吏治下确实是人人平等,在上司的意志下,而不是在法律下

法家忠于皇帝,而不忠于法律

恰恰是那些尚有道德底线的循吏比较遵纪守法

德治并不妨碍法制,只要不用道德的制高点去强调“应该”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者也。 《韩非子》

法家体系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你不性恶,他不放心。致使官僚中出现了伪恶的氛围,一些本来并不想做恶的人为了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也需要去做一些恶事,而行为是会反过来影响心理的,伪恶和真恶之间没有鸿沟

西周的土地主要是层层分封由小共同体所有,商鞅坏井田,开阡陌,将小共同体的土地分给私人

董仲舒想用谶纬之学(神秘主义、预言术)来制约皇权,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只是一厢情愿

(PS:那种想用相权来制约皇权的想法也是一厢情愿。相权来自皇帝的任命而不是公民的选举,强人皇帝想要撤换丞相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比如:汉武帝、朱元璋、康熙;而常人皇帝,强人丞相又会导致丞相专权,比如:张居正。如果常人皇帝受制于强人丞相,即便下面的人对丞相不满,想要更换丞相也无法操作;如果常人皇帝频繁更换丞相,又会导致朝令夕改,行政混乱;如果常人皇帝撒手不管,专心木匠,又会导致官僚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联合,联手稳定体制、压榨百姓、维护既得利益,致使社会停滞)

西方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可能是受到了科举制度的启示,但两者并不相同

现代政治制度,政务官(掌权者,需要公民授权)靠选举,公务员(办事者,需要专业技能)靠考试

科举制度不同于现代公务员考试,科举考出来的官是现代政治制度中选举产生的政务官,具体办事的吏则来源复杂

宋明理学、心学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却是理学被官僚用来约束百姓,心学被官僚用来放纵自己

直到明末才有部分学者对秦制这个制度做了一些反思,比如:黄宗羲

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带有古儒理想(崇周仇秦)的反法之儒对比西方社会和清朝社会,认为西方社会更接近三代的理想社会。这些人很喜欢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认为这符合古儒的天下为公思想,而不像清朝的家天下,但这些人对个人权利,个性解放并不感兴趣

引西救儒,借用西学复兴古儒理想,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启蒙,儒表不但没有成为启蒙的障碍,反而成了启蒙强大的推动力。正是因为这次启蒙,辛亥革命才有了民主共和的共识

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观念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大潮,并与儒家礼教发生冲突。但当时的个人主义只反对家庭、家族(小共同体)和皇权专制(大共同体,以皇帝之名),而不反对人民专制(大共同体,以人民之名)。这种伪个人主义源自日本明治时代的个人主义,它很容易和军国主义、俄式社会主义结合

(PS:仍然是杨朱、墨翟和孟子的争论,墨子并没有解释“天下是什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杨朱和孟子并不重要。法家是将天下解释成皇帝的大共同体本位,伪个人主义是将天下解释成人民、国家、民族的大共同体本位)

中国启蒙运动真正发生的大变化是从徐继畲、郭嵩焘、谭嗣同时代的西儒会融反对法道互补,反法之儒,引西斥秦,转向了章太炎、陈独秀时代的西儒对立、脱儒入法,这个转变开始与甲午、戊戌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国人由直接学习西方改由日本中介来学习西方有重大的关系,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彰显的所谓西方的弊病,日本思想界和留日学生对中国的影响大增,这个转变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更为凸显的反映

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

日本学习西方非常速效,国人急功近利想走捷径,可惜导致了问题错位。日本在明治之前是诸侯林立的周制,明治维新主要是周秦之变 加 实君立宪,而中国在两千年前已经完成,师法日本不但没有走出周制的好处,反而使秦制之弊变本加厉


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提出君臣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君臣之间出现“不应该”的情况怎么办呢?

西汉景帝时期的辕黄之争(《史记·儒林列传》):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后世儒生多只强调君臣之间“应该”的关系,而不再探讨“不应该”时怎么办的问题,比如:董仲舒、朱熹

民间小说则出现了“君不正,臣投外国”和“君叫臣死,不敢不死”两种说法。明清时期后一种说法更常见。

百度贴吧:“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出处

腾讯文化:谁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董仲舒和朱熹只是强调“三纲”的应然关系,他们既没有说过“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也没有说过“君不正,臣投他国”,只是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两种都是民间的说法,前一种说法来自法家,后一种说法来自古儒。而官方的说法,雍正的说法很有代表:“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厚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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