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道理谁都懂，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大部分和历史有关的著作对我而言，要么枯燥、乏味实在是读不下去；要么离奇、玄幻实在是无以为镜。这里收集了那些我读过，而且读得下去的和历史有关的书籍、视频，以供参考。另外引用下面某一课程的一位老师的话：所有的书都是沙金，你要懂得从沙金里淘金子，而不是只会从沙金里挑沙子。

图书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 约翰·赫斯特
对欧州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历史有一个基本概念
中国史纲 张荫麟
从商到汉，通俗易懂
易中天中华史 易中天
从女娲、伏羲，目前写到魏晋南北朝 有点中二，干货不少
格林斯潘回忆录 格林斯潘
前美联储主席与世界经济和美国总统的爱恨情仇 该书有中文版的
思痛录 韦君宜
老共产党员韦君宜晚年的回忆录
储安平与《观察》 谢泳 储安平与“党天下” 戴晴
老报人储安平与他的报刊
中国基层选举报告 魏荣汉
早在1995年到2003年中国山西农村就开始推行民主选举，虽历尽波折，但确实可行
中国农民调查 陈桂棣 春桃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民生存状况 和 一种与《中国基层选举报告》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历史深处的民国 壹 晚清 贰 共和 叁 重生 江城
晚清到民国 通俗易懂，干货很多
极简中国史 勒内·格鲁塞
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
论中国 亨利·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回忆与中国的外交发展
纳粹德国的腐败和反腐 弗兰克·巴约尔
一个德国人反思纳粹时期的腐败和反腐
走出帝制 秦晖
近年来（2015）知识界对 晚清以来之变 的反思与讨论
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通俗历史，了解明朝的经典之作 小说笔法，诙谐幽默，有点罗嗦
延安日記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
共产国际代表记录 1942-1945 年的延安 日记形式，有些琐碎
罗马帝国衰亡史(D. M. 洛节编本)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千年历史的简介 (PS:宗教的部分被我略过了)
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胡素珊
从非军事的角度探讨国共内战的成与败
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 高馬可
英治的香港可以大概分成三个时期，1842-1890 殖民时期，1890-1987 吸收部分华人精英进入咨询团队，1987-1997 最后十年的民主化改革时期
日本史概说 坂本太郎
日本在大化改新前只有传说和别国历史的参照。大约于4世纪中叶统一并远征高丽，占领南朝鲜，6世纪中叶衰落结束对南朝鲜的占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化改新（645年），全面唐化。平安时代（794年-1184年），天皇虚位，藤原氏摄政，之后日本开始了幕府时代。黑船事件（1853年）后，幕府、天皇和各地方诸侯经过一系列的博弈、战争形成了以天皇为首、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的藩阀政治格局（1868年）。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全面西化。废藩置县（1871年），集权中央。推行地方自治（1878年-1890年），地方由官治制向自治制发展。不满藩阀专政，日本经历了自由民权运动（1874年开始）和大正民主运动（1912年开始），藩阀（门阀）、政党以及后来的财阀、军阀互相博弈、抗争、镇压，只有在战争中（1894年日清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才一致对外。最终激进的军阀占据了上风，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法西斯的道路
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 秦晖
中国古代农村主要是吏治而非宗族治（所谓皇权不下县只是一厢情愿），宗族只是在明清时候的东南沿海比较发达（小共同体与个人联合抵抗大共同体谋求发展）。中国传统不等于儒家传统。传统中国一直存在着法家（只做不说）制度文化与儒家（只说不做）典籍之间的明显紧张，制度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决不亚于典籍。儒家性善竞于道德、法家性恶争于气力、道家无为游戏人生，儒法道三元互补，行政安全高于一切。现代农业，公司加农户的小生产模式对大农庄式的大生产模式显示出了优势，农业中雇用劳动的比重不升反降 (PS:本书中有不少专业而枯燥的论证，看看而已就好)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金雁 秦晖
俄罗斯的寡头们根本不是把已经“分”给了大众的国有资产重新集中到自己手里，而是运用权力径自把没有“分”下去的国有资产攫为己有。通过经济手段（如以“换酒喝”这样的廉价收购）集中被“分”掉的资产的过程，那时也在进行，但这样形成的资本恰恰是受到寡头压抑的，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叶利钦虽然没有进一步完善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民主政治，但也没有走回头路，产生“帝国后遗症”那样的“魏玛现象”。主要是新版序和前半本讲四国私有化进程以及与中国的对比：波兰分给雇员（后来通过股权交易逐渐向经理和外资集中），捷克分给全民（通过基金持股但导致了投资人分散问题），匈牙利卖给外资（公开拍卖但外资的竞争力更强），俄罗斯卖给权贵（私相授受）。都不属于市场经济（邓小平），但计划经济中的命令经济（毛泽东）和设计经济（陈云、苏联、东欧）并不相同。走出命令经济（改革开放）和走出设计经济（东欧转轨）并没有多少可比性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晩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 张朋园
清末新政，预备立宪（1909年），咨议局（省议会）选举，复选，初选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复选由候选人互选产生议员，候选人人数为议员的 5-10 倍，符合条件的选民占总人口的 0.39% ；资政院（临时国会）选举，一半由咨议局选出（民选，间接选举，下议院），一半由皇帝指派（钦选，上议院），民选代表先由谘议局议员互选出两倍于定额的候选人，再由督抚圈定当选者。民国第一届国会（1913年），参议院由各省省议会选出（间接选举），众议院由选民复选，复选的候选人为议员定额的 50 倍，选民占总人口的 10.5% 。民国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1918年），复选，与第一届类似，参议员选民（门槛很高的复选）占总人口 0.056% ，众议院选民占 14.88% 。国民党国民大会（1948年），国民大会（3045人）和立法院（773人）由选民直选，监察院（223人）由地方议会间接选举，选民占总人口的 53% ，此次选举采用提名制，候选人需要党的提名或是一定人数的联署提名，便于控制，选举结果，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预期当选而未当选的人数为485人，意外当选者被国民党扣发了当选证书，退让风波，预期当选而落选者绝食抗议，当选而扣发证书者抬棺抗议，国民党拖延、怀柔、安抚、个个击破。第一、二次选举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经验，第三、四次选举最大的问题是统治者的操纵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茅海建
琦善即非卖国贼也非外交家，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战争的到来并不能取消各地守军平时的任务，相反，局势的紧张使统治者们觉得有必要监视民众，以防乘机生事，抽调是鸦片战争中清军集结的唯一方法。抽调内地的兵力至多不过占其额兵的四分之一，各省督抚们此后纷纷奏称“实无一兵可调”，又极为担心当地的“盐枭”、“烂匪”又会乘此兵力抽调之机生事。道光的傲慢与无知，伊里布的心思与算计。由于翻译问题的误会，道光决定“抚”，英方也决定谈，但真谈起来才知道双方预期差距如此之大。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的比琦善更远。广州的三位钦派大员，林则徐大体诚实，被罪而遣戍伊犁；琦善也大体诚实，被罪在京城受审；奕山罪孽最重，一方面向英军乞和，一方面向道光报捷，但却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三元里抗英的真相，民众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保卫祖国的战争，以镇压而维持统治的清王朝，民众并不是他们的依靠力量。保卫家园亦有其他形式，在鸦片战争后期，江南的官绅们主动付给英军“赎城费”，乞求他们不要骚扰本境，如同对待乱世中横行作恶的土匪一样，他们的做法与三元里截然对立，也有是非之别，但旨趣却有相通之处，即保卫家园。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实始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鸦片战争中的主“剿”人士的思想，并非得自知己知彼对双方力量的真实评估，并非出自已经找到真正可以“制夷”的手段的胜利把握，而来源于“天朝”观念和理学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心”制胜论。小人物鄂云利用战争发国难财。从理想到现实，刘韵珂从主“剿”到主“抚”的转变。在粤、闽、浙、苏战区四省中，负有实际责任的官员都变成了主“抚”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而在非交战省区也同样找不到主“抚”者。道光再次想“抚”，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是真的想妥协，但道光仍心存幻想，想要“先剿后抚”，在局部上获胜后借此讨价还价。耆英、伊里布、牛鉴一方面与道光周旋，一方面与英方和谈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沈志华 李丹慧 杨奎松 牛军
苏联领导层的“非斯大林化”实际上早在斯大林刚刚倒下时就开始了，尽管步履蹒跚并充满了自相矛盾。直到是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如果说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中苏友好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那么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合作则突出的表现为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及中国对苏联的政治支持，这也是此期双边关系急速提升的前提和基础。中共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最初对波匈事件的处理几乎完全是苏联自主完成的，而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这主要反映在决定从布达佩斯撤军和再次武装占领匈牙利，以及对事件的善后处理上。毛泽东雪中送炭，赫鲁晓夫投桃报李，中苏关系在1957年确实处在一种相互支援、团结协作的亲密气氛中，作为回报，情绪激动的赫鲁晓夫立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援助。1958年台海危机给赫鲁晓夫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做什么，这一点由于危机期间出现的核恐吓及核保护问题而显得尤为尖锐，几个月后，赫鲁晓夫终于做出了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苏联做出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决定，如同决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援助一样，赫鲁晓夫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59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及1960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并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矛盾爆发的前提在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当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力的时候，分歧便显露出来，争论就在所难免。此时中国已经发展壮大起来，苏联也渡过了困难时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自我感觉都特别好，他们都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政策”继续下去，至于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美苏缓和。1960年夏季以来，由于“大跃进”之后的困难局面，中共主动缓和与苏共的关系，搁置意识形态论争，更加务实的与苏共达成妥协。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克服困难，中国接收了50万吨蔗糖，4月中苏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逐步好转，中共开始准备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通过阿尔巴尼亚间接的），中苏关系友好、缓和的局面由此结束。1962年中共党内出现了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实际上呼应了赫鲁晓夫对中共国内政策的批评，刘少奇试图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则认为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内外呼应”、“阴谋推翻”他的领导，试图让莫斯科控制中国，1960年以来形成的务实的对外政策指导思想也开始转变。由于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分裂，中苏边界成了敏感问题，1964年第一次边界谈判虽然破裂，但1991年5月16日签订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其内容实际与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双方工作小组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基本相同。珍宝岛危机，中美关系解冻。中苏关系“正常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 杨奎松
“土改”针对农村，破坏了农村原有的“小共同体”生态，使农民只能跟党走；“镇反”针对潜在敌对分子，确实有一些恶霸、特务和历史上有血债者，但和“镇反”的规模相比只是少数，冤假错案、打击报复、上纲上线比比皆是；“三反”针对中下层官僚的贪腐，“五反”针对工商业资本家，建国初期，官商勾结、贪污腐败、投机倒把情况确实严重，但“三反”、“五反”的规模则是夸张。卢作孚的例子，是对这时将资产阶级一概指责为“唯利是图”、“本性恶劣”的说法的一个最好的反证。卢死时，“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个人收入除了民生公司为数不多的工资外，所有其他事业送给他的舆马费，一个不留地统统赠给了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其实，类似卢作孚这样的资本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并不是个别的。即使是那些不像卢作孚那样有强烈的强国抱负，更多的只是想做好生意的企业家，也有不少深知企业的前途基于职业的良心和产品的信用，无意投机取巧，更不敢坑蒙拐骗。他们通常对自己都十分节俭，一生勤勤恳恳。但越是这种资本家，也就越是难过运动的斗争关。“五反”运动过后，资本家乃至整个私人资本的继续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做好全面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足够准备，不得不主动采取退让和安抚政策的一种结果。但是，恰恰是这种情况， 反而极大地激发了毛泽东等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讲现在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改造，跟两年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用不着太多顾忌资产阶级的想法了。因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 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已经搞臭了资产阶级，使他们陷于孤立。如今，中国的资产阶级除了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已别无他路可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 杨奎松
雅尔塔协定后，美国与苏联划定势力范围，斯大林也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并希望毛泽东向法国共产党学习，参与议会竞争，没有必要向希腊共产党一样自讨苦吃。后来苏联想要控制东北引起美国不满，美国亦想要独占日本，拒绝苏联提出类似共同占领德国的方案，引起苏联不满，苏联开始支持中共，美国亦开始支持国民党，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杜鲁门还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据此，美蒋与日军开始联手阻止中共军队进占各战略要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甚至要麦克阿瑟转告日本人，威胁说，任何向中共交枪的日军部队将来都得不到遣返。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也向还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当前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很显然，这一系列变动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也正是基于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中共中央才提出和制定了对中共此后军事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心放弃南方的部分根据地，将兵力北移。中共军队干部与苏军在一起努力控制热河、察哈尔及河北东部，同时在东北沿海配置数万兵力，争取占据东北。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由此揭开序幕。就在莫斯科对东北政策发生变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这就是：美军在既无条约作依据，又没有与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9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其第一加强陆战师也开进了天津，设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作战军司令部，并北上秦皇岛，迅速沿铁路线展开，协助国民党军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甚至亲自担负护路任务，掩护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更直接地对东北苏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这不能不进一步刺激了斯大林，其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占据东北的意图更加明确。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1945年11月17日，眼看大批中共军队开入东北，苏军又处处掣肘，给国民党制造麻烦，接收东北已成泡影，国民党派往长春与苏军接洽接收行动的东北行营奉命撤回关内，蒋介石并将苏方违反条约的行为告到了杜鲁门那里，美国海军因此也调派军舰接连在苏军驻守的大连附近海面向苏军示警，弄得15日刚刚开始的苏军撤退行动不得不中途停止不说，还被迫紧急向大连空投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四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同时把部队又开回了前已放弃了的营口重新布防。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为的是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中共如果能占据东北，则整个山海关以北就可能实现与中国的分治，成为既依托于苏联，又可以有效保护苏联的受中共控制的一道理想的防护堤。即使中共不能完全占据东北，引进大量中共武装，并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也足以对美蒋在东北的地位形成严重牵制，避免东北成为反苏的跳板或桥头堡。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在确保苏联外交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对苏联才是有利的。如果因为苏军公开援助中共，违反了自己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中的外交承诺，造成美英推翻雅尔塔协定，其后果就远不止是一个中国东北问题，势将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会议得到的许多利益，甚至引发苏美两军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改变。苏军代表很快就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立即全部撤出，凡有苏军之处，均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结果，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改变刚刚确定了的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它明白告诉东北局：现在方针必须顾及苏联国际信用，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据此，中共中央放弃了独霸东北的计划，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主张部队多占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准备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长期坚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从上面的情况中不难看出，随着苏美关系的渐趋恶化和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反复，中共中央推进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也在随之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不论这种改变与变动的内容中共是否都那么喜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苏美关系变动而造成的莫斯科对国民党的严重不信任，给中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强大的实力支持（使中共得以不战而得到东北的相当部分地区）和重要的军事援助（使中共获得了渴望已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显然，美国政府并非不了解苏联已经在支持中共。但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国会，即使是其中最激烈的反苏反共分子，也没有人主张像英国在希腊那样，直接派军队投入到打击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去。为什么？邹谠的分析有三：第一，对中共的性质与意图的估计错误；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它顽固拒绝美国劝告的态度；第三，美国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发展所感到的焦虑与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但第一个因素这个时候其实已不复存在，因为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都已看出，中共已经与苏联走到一起去了，不管其性质或意图如何，两者结合的结果不可能对美蒋有利。第二个因素也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这时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以及此后美国支持的某些反共政府，情况未必比国民党政府好多少，它们不是照样为之出兵？说到底，第三个因素才最重要，这就是，美国这时更关心的是欧洲，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涉及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近东，中国远在其次。因此，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有可能要卷入对苏联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何况美国是个不得不注重民意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民意是渴望和平，美国的政客们都极力在要求政府裁军问题上做文章，以争取选民的好感。这也不能不极大地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张群和周恩来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监督下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因为不能采取军事的方式阻止苏联通过中共在中国进行扩张，又始终幻想可以继续影响中国的政局，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牵制苏联，结果就出现了马歇尔出使中国积极调处国共冲突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的调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因为，马歇尔根本没有打算，也不可能解决苏联最关心的问题，即美国独占日本后苏联所感受到的安全威胁问题。不仅如此，就在马歇尔使华的几乎同时，苏联为了能够既不违背其外交承诺，又能有效地阻止美国插足东北，别出心裁地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苏在中国东北实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建议。对此，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暗中抵制，有意在谈判开始之前先把谈判代表张嘉敖派到华盛顿去走一圈，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美国政府自然更是从中作梗，声称：“美苏间绝无满洲为苏俄势力范围之默契”，坚持“美国继续主张满洲门户开放”，表明了必欲插足东北的决心。当谈判开始后，美国不仅正式向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扬言 “中苏政府就满洲的工业进行谈判”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歧视了美国人，而且与英国一起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致使苏联遭到中国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抨击，把东北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努力严重受挫。斯大林这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逼着国民政府摊牌你们要么和我们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在美苏之间必须作出选择。而要倒向苏联，仅仅不许美国人染指东北还不够，还不能让美军驻在中国。他明确告诉这时到莫斯科去的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即苏军此前之所以联合中共阻挠国民党接收东北，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了。只要驻华美军不走，苏联就不会轻易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想不到，国民党执迷不悟，跟定了美国，这自然也就使苏联很快就彻底破灭了与国民政府在东北合作的希望。苏方更进一步表示：过去苏军因顾虑与美国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较软，如今态度已变。苏方不论与国民党的谈判成功与否，支持中共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的目标将不会改变。因为国民党借英美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煽动反苏运动，美国假门户开放之名必欲深入东北，已显示美蒋决心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经济优势地位。因此，苏方建议中共再迅速增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来，准备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主人地位。美苏之间的冲突在1946年2月以后已日趋白热化。两国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问题上这时也幵始发生争吵。在中近东，双方更是剑拔弩张。在土耳其，因为怀疑苏联可能对土动武，美国竟采取了强硬的炮舰政策，派出战列舰密苏里号开抵土耳其以访问为名炫耀武力。在伊朗，美英逼苏联撤军，苏联心有未甘，坚持要成立由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并策动阿塞拜疆分离主义势力制造事端，但美英态度强硬，苏联极感被动。美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十分明显地促使国共两党的态度都迅速强硬起来。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军队国家化方案在实际上采取抵制态度。国民党也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蒋介石甚至还乘机公开煽风点火，告诉美国记者说，美国应当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面对这种情况，苏联终于开始不顾外交条约，还美蒋以颜色。3月8日，苏军首先撤出抚顺、吉林，并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一周内也将撤退，沈阳以南地区一概不向国民政府办交接，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但苏方行动似乎并未引起美蒋的恐慌，蒋介石由于已经有5个多军开入东北，因此态度倨傲，十分强硬，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承认东北有同关内一样的停战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重庆代表团三方意见发生分歧。东北局力主夺取全部苏撤区，不怕与国民党开打；负责与马歇尔谈判的周恩来等强调长春路及其沿线存在接收问题，主张让出以实现停战；毛泽东意识到东北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愿意和平，但只同意将已占领的部分苏撤区让给国民党。苏方明显对中共方面的这种态度不满，苏军领导人在会见髙岗时特别问：你们为什么答应让国民党开5个军到东北来？听说你们中央对美国人很客气, 为什么？据此，毛泽东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按照苏军愿望，争取控制自四平、本溪以北的大半个东北。他因此提出：“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1946年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对城内国民党军发动了大举进攻，并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19日，得知部队完全占领长春后，毛泽东十分兴奋，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要准备以长春做我们的首都，首先成立东北自治政府。1946年4一5月间，国共之间在东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防战。尽管毛泽东再三强调的“不惜重大伤亡”、“不惜任何牺牲”的四平守卫战历时一月有余，最终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推进，但苏方对此次作战评价甚高。在长春得而复失后，苏联政府为阻止国民政府进一步以武力向北满推进，甚至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扬言苏联对中国问题始终采取不干涉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鼓励国民党实行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会坐视不管。此举不能不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马歇尔随后极力压蒋停止向北满追击，与此不无关系。但是，时至于此，不论是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是国共之间的战争，都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苏方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并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关内华北华中各主要根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已知5—6月里就从东北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7月间仅一次提供的可供转运山东的军火就有100多车皮。中国的内战已经名副其实地全面爆发了。蒋介石顿时捉襟见肘，在东北被迫转入了守势。极大地决定着此后中国革命命运的东北根据地由此得以奠定巩固的基础。就在中国内战全面打响之际，美苏还在中近东进行着激烈的较量。欧洲的战略地位，中近东的石油，所有这些都更直接地牵动着美国政府的神经。美国国务院开始全盘接受凯南的“遏制”理论，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秘密拟定了“对于一旦爆发对苏战争的计划”。问题是以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苏军兵力上在欧洲明显占据绝对优势，在远东更是大大强于美英。军方估计，届时美国在远东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日本。这种情况进一步决定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也就注定了腐败和顽固的国民党政权在与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只能日渐陷于被动。当然，这种情况出现得越多，就越是容易感觉到苏联威胁之可怕，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人所共有的那根意识形态的神经就会绷得越紧,直至引发全面对抗和遏制政策的出台。 　　美苏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只是缺少双方的宣言罢了。而冷战格局一旦形 成，中国革命走向及其新政权的政治选择空间，也多半会被锁定且难有回旋余 地了。
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1 2 林欣浩
风趣幽默的介绍一些历史常识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始，毛泽东重又频念紧箍咒：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掀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指责朱德，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时，已太晚了。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陌生的中国人 杨猛
与我自己的人生，和我所知的或者应该、或者现实的人生，截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人生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
人间地狱，莫过于此（PS：想起了《三体 黑暗森林》中关于黑暗森林、人性、兽性的探讨，书中描绘的就是一个黑暗森林，书中的干部有人性吗？书中的村民有兽性吗？书中的结果，谁生谁死，谁存谁亡，一目了然。）
晚年周恩来 高文谦
高文谦介绍文革的来龙去脉，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权力斗争
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骥才
冯骥才讲述文革中的普通百姓。高层权斗，民间浩劫，又一个人间地狱（PS：即便是文革的年代，人们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各种各样的坚持，随波逐流只不过是其中一种）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杨继绳
杨继绳介绍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时期江青、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斗争
第三帝国的兴亡 威廉·夏伊勒
希特勒的成长、激进、偏执、煽动人心、残忍、孤注一掷、推卸责任
光荣与梦想 威廉·曼彻斯特
讲述从1932年胡佛、麦克阿瑟镇压抚恤金进军事件到1972年尼克松水门事件美国政治、文化（很多传统道德观念被新一代抛弃，社会、观念、潮流急速变化）、民权（黑人民权运动有非暴力的，也有暴力的，反之支持种族隔离的运动亦然）等各方面的变迁
中国底层访谈录 廖亦武
既真实又遥远的普通人访谈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 杨继绳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 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2）250 万干部被批斗，302,700 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 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 4,810,000 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 683,000 多人；（4）农村有 520 多万地主、富农（包括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 120 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 1 亿 1,300 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 多人失踪。（据叶剑英所述，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 200 多万人） —- 就造反派和军政官僚集团的关系而言，各地大体有如下的经历：群众造官僚集团的反，官僚集团镇压造反者（1966年6月初到7月底） – 毛泽东为被镇压的群众平反，官僚集团软抵制，造反派和官僚集团之间博弈（1966年7月底到10月初） –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取得主动权，各地官僚政权瘫痪（1966年10月初到1967年初） – 夺权，造反派分裂为不同的山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混乱（1967年1月到2月下旬到以后两年） – 军方镇压反革命，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大批造反派头头被抓（1967年2月下旬到7月下旬）； – 毛对“二月逆流”的反击，中发117号文件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贯彻，释放了被抓的造反派头头，第二次为造反派平反，大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派不同山头间的斗争更加激烈（1967年4月中旬开始，以后各地时间段不同）； – 毛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军方在组织“大联合”中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一派和军方及军方支持的一派斗争； – 1968年9月5日，各地军方起主导作用的革委会全部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 军政官僚控制的革委会“复旧”，造反派“反复旧”； – 镇压反对革委会的造反派，巩固革委会，第三次镇压（1968年到1972年，各地时间不同）。1968年7月，是造反派面临厄运的一个月：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军人、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和造反派诀别。 – 1974年批林批孔，造反派再次抬头，部分被整的造反派得到翻身的机会，第三次为部分造反派平反； – 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对造反派再一次镇压，以各种名义将造反派头头赶出革委会； – 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部分造反派最后一次得到翻身机会，第四次为部分造反派平反； – 1976年十月政变成功，造反派随之彻底覆灭。 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被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而是死于专制机器对群众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8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巨大革命画面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以后，反潮流者内部分裂，相互斗争，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日的仇敌。再接着是不同派别的联合、吞并，由动乱向稳定转变，主流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革命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初始相反：昨是而今非。最后革命波涛完全平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1966年到1977年这段历史中，可以找到1911年到1949年的踪迹。 —- 文革中的集体大屠杀有几个特点：第一，屠杀规模大、残忍无比，杀人方式的野蛮程度令人发指；第二，被杀者是无辜平民，纯系冤杀；第三，集体屠杀以当局长期灌输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思想基础，屠杀前捏造罪名，传播谣言；第四，集体屠杀的组织者是基层政权，如县武装部、革委会（或革筹）、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领导机构。 文革中的集体大屠杀有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1966年“红八月”，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的旗帜下进行的，还有“家庭出生要查三代”的“血统论”背景。这次屠杀高潮一些地方都有发生，以北京昌平和大兴两县的大屠杀为代表。第二个高潮是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前后，一些地方以清理“阶级敌人”为名，清除军政官僚集团的反对派。这次高潮发生的地方比第一次高潮要多，以湖南道县大屠杀为代表。第三个高潮是屠杀反对革委会或军管会的群众组织成员，是军政官僚集团对反对派的屠杀。这次高潮打着“扫除‘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旗帜下时行的，这次高潮发生在很多地方，以广西大屠杀为代表。其中，第三次高潮死人最多。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时发出警告：“坚决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有了这个“最高指示”，本来对造反派不满意的支左部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大开杀戒。 无论是哪一种大屠杀，除了“阶级斗争”的藉口以外，都有基层干部挟嫌报复、杀人夺妻、杀人夺财的行为。 屠杀对象主要有几种人：一是文革前确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屠杀常常采取斩草除根的残酷手段。二是反对支左部队和革委会（“革筹”）的群众组织成员。第三种屠杀对象是宗教信仰者，这只发生在少数地区，如云南沙甸。对宗教信仰者的屠杀既有“破四旧”（认为宗教信仰是“四旧”）的藉口，也是对军政官僚反对派的镇压，如沙甸的回民绝大多数是反对云南军政权的“炮派”。此外，在1961到1962年的“整风整社”和文革前的“四清”这些整农村干部的运动中，揭露和批评过基层干部的普通农民，也有一些被杀害。综合各方面情况估计，在文革中，被集体屠杀的总数不低于30万人。 —- 1980年代，到道县处理大屠杀遗留问题工作组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屠杀高潮，大多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屠杀。当然，屠杀政治贱民的凶手，除了政治愚民以外，还有流氓、地痞。痞子历来是中共政治运动冲锋陷阵的力量，政治运动离不开他们，毛泽东早年就肯定了“痞子运动”，认为他们是“革命先锋”。 —-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用“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来描述这个制度。他这种说法有相当的尖锐性。但是，这一说法既误读了资本主义，又回避了权力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描述这个制度。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 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者和无权者进行交易，必定前者胜，后者败。强权剥夺，使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成为奢望。这样，财富就向有权的人和与权力有关系的人集中。权力具有强大的吸金优势，一个一个权力中心成了一个一个填不满的吸金黑洞。而大量没有权力背景的人，只能处于社会底层。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制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制度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个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步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穿越百年中东 郭建龙
读完此书，终于对中东乱局有了一点了解。美欧强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不负责任的国界划分；突厥人（土耳其-原奥斯曼帝国）、波斯人（伊朗-原波斯帝国）、阿拉伯人之间的貌和神离；叙利亚（阿拉伯第一帝国倭马亚王朝的中心，人口以逊尼派为主，统治者是阿拉维派（什叶派分支）的阿隆德）和伊拉克（阿拉伯第二帝国阿拔斯王朝的中心，人口以什叶派为主，统治者是逊尼派的萨达姆）的纠缠；世俗国家（逊尼派军政权、土耳其）和教法国家（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什叶派伊朗、真主党）的分歧；民主政权（土耳其-逊尼派-突厥人-世俗化），军政权（埃及-逊尼派-世俗化、叙利亚-什叶派（阿隆德）-世俗化、伊拉克-逊尼派（萨达姆）-世俗化），君主政权（沙特-逊尼派-以君主为中心的教法化、约旦-逊尼派-世俗化），教法政权（伊朗-什叶派-波斯人-教法化）的林立。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什叶派武装。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第一代逊尼派追求教法国家的组织，提倡非暴力，力行慈善，在埃及穷人中很有影响力，主张利用现有的政治制度上台，然后将埃及改造成教法国家，阿拉伯之春后，推翻了军政权穆巴拉克，通过民选兄弟会的穆尔西成为总统上台执政，但由于缺乏执政经验，急于抓取权力，推行教法改革，逐渐失去人心，被军方政变，由塞西（军政权）取代，并宣布穆斯林兄弟会为非法组织，但兄弟会在埃及穷人中仍有相当数量的死忠；巴勒斯坦哈马斯：第二代逊尼派追求教法国家的组织，原是兄弟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但由于情况的恶化，非暴力越来越无力，选择暴力的人脱离兄弟会，成立了哈马斯；基地组织：第三代逊尼派极端组织，以“圣战”为名培养恐怖主义战士；ISIS：第四代逊尼派极端组织，原是基地组织的分支，以建立逊尼派教法国家为目标，其残忍的行径唯有当年的蒙古大军可能能与之相比，就连上一代的基地组织都要和它划清界限。以色列建国，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憎恨，巴以冲突的烂疮。伊拉克（由逊尼派的萨达姆军政权统治，主要人口却是什叶派）、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什叶派教法国家-原伊朗是一个什叶派世俗化的君主政权）的两伊战争，在美国的帮助下，伊拉克战胜；之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陷入长期内战；阿拉伯之春（2011年）后，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也陷入了长期的内战，两地的长期战乱成了 ISIS 成长的温床。
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郭建龙
汉代以经学（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被董仲舒等改造过的儒学）为意识形态，主张天人合一，在一批战国时期的古书发现后，分裂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两派为争夺统治者的资源互相攻伐，荒废学问，两派争议以皇帝的裁决为准，俨然儒教教主，之后两派被一个精通两派学说的学者郑玄所统一，但此时的经学已是暮气沉沉、毫无生气。为反叛官方意识形态（经学）玄学出现，思辩潮起，但在叛逆代表嵇康、阮籍被晋朝政权司马氏镇压后，失去锐气，被官方收编，倒向享乐主义。道教是儒教的翻版，只是把一些儒家的概念替换成道家的，和哲学上的道家并无关系。由于官方经学的死气，玄学的逃避现实、沉迷享乐，佛教传入后迅速流行，经过南北朝的发展，已成为社会主流之一，但由于佛学理念不适合统治，官方仍以儒学作为官学。唐代由于统治者信仰的多元化，虽然仍以儒学做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但并不强调意识形态的统一。 “到了唐代，皇帝意识到，儒教可以维系政治结构，但仅仅在儒教内部，很难产生足够的治国人才，于是，选拔的标准多元化了。 这时，儒教反而被边缘化了。需要背二十年书的明经科在唐代并不受欢迎，人们越来越发现，通过明经科进入仕途并不受重视，反而是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能当大官，这个闸门一开，儒教经典更少人问津。 唐高宗时期开始，进士科基本上不再读古文的儒经，而是阅读当代人的时论，并比拼诗词歌赋，用这些现代的知识取代了古代的死书。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人们对于现世的关注超过了古代，也造就了唐诗的发达。” “唐高宗、玄宗时期，都曾把《老子》加入到考试当中，而唐玄宗时期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科目——‘道举’，考试的书目是《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这是道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享受的最高待遇。比如，唐肃宗、代宗时期的宰相元载就是道举出身的。” “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儒教无法做出足够的调整来适应，在唐朝的存续期内，儒教虽然表面上看是统治宗教，实际上却已经被边缘化了。” “唐代的儒教就这样处于蛰伏状态，直到中晚唐时期才悄然恢复。而佛教、道教却处于强势地位，共同构筑了一幕多元文化的大合唱” 理学由宋末兴起，是宋代版本的汉代经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是宋代之后的统治哲学。元朝、清朝的统治者信仰的都是喇嘛教，用儒教（理学）只是为了方便统治汉人。为反叛理学，心学出现，类似于魏晋时期的玄学，经王阳明、王艮、何心隐、李贤的发展盛极一时，但随着何心隐、李贤被明朝政府镇压，心学也步了玄学的后尘，成了犬儒哲学。 “何心隐之死，反映了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民间学术要求的是自由精神和质疑的态度，而官方学术要求的是服从。由于奸臣以官斗为主，对于民间往往无暇顾及，这时的民间学术反而能够获得一定的空间。张居正上台后，作为改革派希望推动社会变革，这时反而会更加感到民间学术的不合拍，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到这时，民间学术就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 明末清初，神学散去，实学到来，民间学者更加在意经过细分的政治学、历史学、考据学等等，不再理会笼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天理”这些东西。
两个世界的战争 安东尼·帕戈登
从作者的角度、理解阐述了从古希腊、波斯，到东、西罗马帝国，以及东西方基督教教权与皇权的关系，到伊斯兰教的崛起，和它与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交流和冲突，到现代化的欧洲和中东，欧洲和亚洲西部2000多年政治、宗教、文化的发展、交流、冲突。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加藤阳子
加藤阳子介绍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的情况，和日本发动战争原因的反思。 ———— （序章） 因为在既存的政治体制下无法实现这些改革，结果就造成许多民众转而支持军部这个似是而非的改革推动者。说道这里，大家可能会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把。但是，但就当时陆军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来看，诸如创设自耕农、制定工厂法、改进农村金融机关等内容，可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民生改革。 大家应该可以想到，我这里使用“似是而非”这个词的理由。因为这种改革的姿态终究只是一种假象，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最重视的肯定还是国家的安全保障。如果到了与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或者要与美国开战的地步，那些旨在保障民众生活的改革就会在第一时间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通过这一点，我想要揭示的教训就是，当本来应该对国民的正当要求加以回应的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时，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势力，他们通过向民众虚假地展示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来获得人民的支持。————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并总览统治权，并依本宪法条规执行。” 如果用一个词来说明战前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那就是“国体”。换句话说，就是“天皇制”。 可以说，美国通过战争的胜利，最终改变的是日本的天皇制。现在的《日本国宪法》前言部分：“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与林肯演说中“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基本一致。不过，就在这一部分的前面，还写着：“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 ————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说不出死者阵亡地的国家 第四节 战争的种种面目） 毫无疑问，从满洲撤退回国之路充满艰辛。许多人因此不断诉说其中的苦难，甚至以“被害者”自居，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但绝对不能忘记的是，造成这种惨祸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政策。其实，试验性的满洲移民从1932年左右就开始了，村民们从那些初期移民传回的消息中了解到，满洲并不像国家宣传的那样，是“流奶与蜜之地”，实际上非常严寒，日本人并不容易适应那种环境。所以从1938年左右开始，愿意移民的人数急剧减少。为此，国家和县政府出台政策，如果村中的一部分居民愿意移民满洲，政府就提供各种特别补助来帮助村庄进行道路整修和产业振兴等事业。 以这种方式送出的移民就被称为分村移民。苦于生计的村庄为了得到国家的补助款，纷纷配合负责移民工作的拓务主事，进行了分村移民。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最终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当人们讲到从满洲撤退的苦难时，总是很容易就联想到苏军的突然袭击，以及没有通知开拓移民就自己撤退了的关东军。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在推行分村移民政策时，国家和县政府做了什么？使用补助款来“购买”分村移民这种做法，难道没有问题吗？ 一些开明的开拓团长，从到达目的地开始，就尽力与脚下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得知战败的消息后，从而得以立即与中国的农民代表进行沟通，通过出让所有的农场和房屋来换取中国人的帮助，抵达安全地带，最终以较低的死亡率回到了日本。其中以死亡率最低的千代村为代表。这些例子明确地揭示出，面对历史的必然，个人也能凭借资质与努力，对历史施加相应的影响。 ———— 美国的一个组织根据被俘虏的美国士兵名单，计算出了不同地区被俘美军的死亡比例。日本与德国的数据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士兵的死亡率是1.2%，但是一旦成为日军的俘虏，死亡率就上升到了37.3%。这种差距非常大，明确地凸显了日军对待俘虏的残忍程度。日本的士兵一直被灌输不能当俘虏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不把投降的敌国军人当人看的结果，但是原因还远不止于此。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军队忽视本国士兵人权的特质，使得这样的军队也不会重视俘虏的权利。 战争需要粮食。在新几内亚北部的丛林里，根本没有可供汽车通行的道路，运输差不多只能依靠人力。如果限定士兵一天的主食为600克，在需要出动5000名士兵时，就算只是搬运主食也需要大约30000人。当然，这个数字还会随着基地与前线的距离变化而变化。然而在新几内亚，没有一条战线上的日军能够在这样的粮食补给计划下作战，所以才会说在那里没有战死者，都是饿死者。 日军的这种特质，也影响到了国民的生活。战时的日本可能是最轻视国民食物的国家之一，在临近战败时，日本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已经降到了1933年的六成。1940年，有41%的人口是农民的日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日本当时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明明需要大量的人手从事农业，国家却把农民征召进了军队。虽然对工厂的熟练工人实施了延期征召，但是农业学校出身的人们还是没有逃过征兵，这些人知道肥料的使用方法和虫害的防治知识，可以说是支撑农业发展的人。在他们应征入伍以后，农业生产就全无技术和知识可言了。到1944年以后，农业出现了减产。但政府在这一年注意到农民中也存在技术者而开始实施暂缓征召时，已经太迟了。 相比之下，德国则大不相同。虽然德国的各种工农业设施遭受的破坏比日本更为严重，但是在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之前的两个月，德国人的卡路里消耗居然还比1933年增加了一到两成，比战前还多。德国坚持不能减少分配给国民的粮食，这是为了避免国民出现不满情绪。 不论对士兵还是民众来说，太平洋战争都是悲惨的。在日本的矿山里，有大量的中国俘虏以及从朝鲜半岛强征来的劳工们在被迫劳动。对于俘虏，本来应该提供充足的粮食和薪水才能要求他们劳动，而且不能要求军官从事劳动，但是这些规则完全没有被遵守，并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死伤者。然而，在日本士兵和民众的心中，这些悲惨的事实并没有比他们自身所遭受的恶劣待遇与痛苦生活来得刻骨和鲜明，以至于这些事实渐渐从日本人的记忆中遗落了。 ————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地保持两个态度：第一，希望探讨包含天皇在内的内阁以及军方领导人的责任；第二，试着想象如果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否会去帮助那些为了一点补助款就将分村移民送出的县政府官员、村长或是村民？
真假共和（上） 真假共和（下） 朱宗震
角度很有趣，结论不认同 袁世凯不能励精图志，光打自己小九九的算盘，天下大乱已经无法避免。梁启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个“开明”的专制总是可望而不可即，一度得到的“开明”，又要复归野蛮了。梁启超抛弃了革命党人，他就不可能获得平衡野蛮专制的力量，袁世凯的倒退，也是对进步党人抛弃革命党人的一种惩罚。 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逐步达成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政治上的一致。但清王朝被推翻后，他们之间的分合关系复杂化，逐渐分道扬镳。先是袁世凯和梁启超结合，击败了孙中山，然后，袁世凯大权独揽，排斥了梁启超，最后梁启超和孙中山趋向一致，反对袁世凯称帝，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忧急病死，一世威名扫地以尽。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颐
（第五辑 1898：变局 晚清的两次“行政改革”）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官制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彻底失败。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人们当然可以分析种种原因，如没有开明且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益集团毫无远见、不愿自己的利益受到丝毫损失…… 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使坚决反对革命、坚持“保皇”的“立宪”派对它越来越失望，无奈地叹其“反动复反动”，这也就不必要多地指责“革命”了。无论是否喜欢、是否赞成“革命”，都应像坚决“反革命”的梁启超那样，承认革命正是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的。正是如此这般“改官制”、使在与“改革”竞赛中原本落后的“革命”意外得到清政府的推助加力，猛然提速，大步流星，急起直追。 晚清这两次本想以行政改革推动或导入“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失败，适足促人“逆向思维”：原以为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变革，阻力肯定要小于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更容易，其实未必。行政改革将使某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益，而另一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损，受损部门和官员的抵制、反抗必然十分强烈。甚至保持原待遇不变，也不足以抵消无权的损失，对官员来说，权力大过一切；要裁撤一些部门和官员自然难上加难，难以执行。争斗的激烈程度，可能并不小于政治体制改革。而实行宪政的政治体制根本性改革是对从上至下政府所有部门、所有官员权力的监督限制，由于大家都“平等待遇”、一同受“损”，官员们的不满和反抗反可能会相对小得多。在宪政框架下，最高掌权者的权力也同样要受限，其他官员当更无话可说。近代以来，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想以并无实效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体制改革，殊不知成本和代价其实更高；而最高的成本和代价，则是耽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而导致自己垮台。 （第五辑 1898：变局 “有学有术”张之洞）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分裂是戊戌维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洋务派的支持，维新派其实只是几个毫无权势的书生，很难有大作为；没有维新派打前锋，洋务派便暴露在最前列，成为守旧攻击的对象。 （第五辑 1898：变局 1905：三种力量角力中国）立宪派与革命派激烈论战，最终以革命派胜利结束。立宪派之所以败下阵来，其实并不是其理论无力，而在其理论的基点是清政府能立宪。然而，清政府1905年在重重压力下迈出不小的一步后，却又基本踏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第六辑 1911：革命 清廷“制造”革命党）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现在，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更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事实说明，清政府在巨大压力下的让步妥协非常有限；他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温和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难以避免。还是旧话一句，如果真要反对、消解激进，重要的不是指责、批评革命党的激进，而是研究分析何以产生激进、激进何以能够成功。“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一直坚决“反激进”、“反革命”的梁启超，一语道破此中玄机。 （第六辑 1911：革命 何以“激进”？）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不是“坚决镇压”就是“激烈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几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但在承平年代开明社会，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于民众之影响几希，更掀不起能动荡社会的大风大浪，只能是屈居一偶的少数人信念，不足为意。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民众忍无可忍最后抱定“与汝偕亡”之心，则蜇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此时此刻，唯最激进者最有吸引力，暴力肯定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最终火炎昆岗，玉石俱焚，然势已至此，奈何者谁？ 因此，人们自然向往并总是称赞英国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国革命时期，正是由于统治者善于妥协，才使英国革命相对平和。纵观近代中国历史，清朝统治者根本没有英国统治者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尤其没有那种不断妥协的精神。历史说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Coursera 公开课

中國古代歷史與人物－－秦始皇 台湾大学 吕世浩
始皇的祖先、一生、子孫、臣子
史記（一） 台湾大学 吕世浩
吕世浩带你读史记 太史公自序、報任少卿書、五帝本紀、吳太伯世家、伯夷列傳

网易公开课

耶鲁大学公开课：美国独立战争 Joanne B.Freeman
美国独立革命的核心的基本问题是：国家应该如何分配权力。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在独立宣言之前就开始争论，制宪会议只是一次妥协（就和其他任何一次妥协一样，专注与可以达成协议的部分，忽视或者说默许那些无法达成协议的地方，比如：奴隶制），宪法在全国各州的讨论又催生了权利法案。曾几何时，美国人自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制宪会议后、南北战争后，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争论。
耶鲁大学公开课：美国内战与重建 David W.Blight
南北双方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奴隶制度和自由劳工制度的扩张，可能双方都意识到建立在自由劳工基础上的繁荣和建立在奴隶劳工基础上的繁荣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双方为了自己的未来都拼命的争夺西部资源，不惜脱离联邦、刀兵相向。随着战争的进行，解放奴隶宣言的公布，战争的意义改变了。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宪法第13、14、15修正案的通过种族平等的大门打开了。然而，伴随着南北双方白人之间的妥协和交易，种族平等成了空话。黑人通过自己的抗争和部分白人的帮助在一个世纪后才获得了平等。
耶鲁大学公开课：英国近代史 Keith E. Wrightson
英国国会的变革并不是光荣革命一蹴而就的。至少是从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时期开始，可能是由于伊丽莎白的个人风格，国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被加强了。之后和詹姆斯一世发生了摩擦和冲突，到查理一世时期变成了拉锯和战争。战争胜利处死国王后，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查理二世复辟后与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相处的并不愉快。1679-1685因宗教和继承权的问题再次与国王产生冲突。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取得对新王的优势，使新王同意1689年的权利宣言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案，限制国王权利。到1714年基本形成了党派政治的格局。
耶鲁大学公开课：古希腊历史简介 Donald Kagan
不能因为未来的历史事实而否认当时事态发展的可能性。不能因为后来罗马和基督教的辉煌历史，就认为古地中海区域的统一是未来的趋势。 — 这位老师有一些西方至上论，就好像有的中国学者有一些中国至上论一样。
耶鲁大学公开课：中世纪早期史 Paul Freedman
从罗马帝国后期到公元1000年左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这个时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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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 秦晖
汉承秦制，东汉承莽制，唐承隋制。王莽改制：将西周伦理以秦制之法强制推行，结果官民皆变，虽然王莽失败了，但春秋决狱、伦理入法的现象保留了下来。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礼的法化现象，本来祭祀用的出于虔诚的礼变成了一种强制，不遵守礼可能面临惩罚；而在魏晋时期则出现了法的礼化现象，一些春秋伦理被写入秦法。儒家法家化，不再像古儒一样用提倡、思辩、教化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用法家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玄学、佛学盛行，书生醉心清谈（谈政事就要按照儒家伦理谈，不然有被杀头的风险，结果即没有人谈政事也没有人谈儒学）。桑弘羊和王安石代表君主，贤良文学和司马光代表达官贵族、皇亲国戚，他们都不代表平民，他们都是想把另一方和平民的利益向自己一方集中。秦制一直有皇帝的秘书取代丞相（汉 尚书，唐 同中书门下，明 内阁，清 军机处）和中央巡视官员取代地方官（汉 州刺史，唐 道按察使，宋 行中书省，明 巡抚、总督）的循环
农民学与中国传统社会 秦晖
秦汉时期的县、里是多姓杂居，强宗大族是朝廷打击的对象，先秦的宗族几乎都被拆散。宗族是在明清时期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东南沿海）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宗族更多的是出于村民结社的需求，宗族内部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异性村民抓阄易姓、连宗建祠并不罕见。宋元之后的乡绅是指科举考取功名的人，包括候补官僚、现任官僚和退休官僚，乡绅和宗族没什么关系，乡绅享有朝廷的优免权（不交税），代表朝廷，不代表村民和宗族的地方自治，享有优免权的人的负担被转嫁到没有优免权的人头上，享有优免权的人越多，其他人的负担就越重，平民对乡绅又爱又恨，一方面想要投靠乡绅以分享他们的优免权（向乡绅缴纳较低的地租，而不用向朝廷缴纳较高的赋税），一方面又不满他们享有的特权。到了清朝，朝廷打压汉族士大夫，削减乡绅特权，乡绅才逐渐和宗族走到一起。明清时期的农书（如何经营农场）多出自需要精打细算的平民地主，而不是拥有特权的乡绅
西方近现代史思想史专题 秦晖
秦晖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演变。俄国斯托雷平改革前后（1905年-1917年）俄国各派系：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民粹派）的演变。自由派知识分子有的提倡新权威主义，有的放弃政治研究国学（东正教），有的变成民族主义者，部分民粹派向社会民主党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列宁）则转变成了极端民粹派。1905年革命由自由派主导，1917年二月革命由社会民主党和向社会民主党转变的民卒派主导，1917年十月革命由列宁和原教旨主义民粹派主导。1917年俄国内战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取缔立宪会议导致的，1919年列宁给罗日克夫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提到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选举的斗争。当代福利国家思潮主要来自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北欧）即可以相对于权力国家（纳粹德国）也可以相对于自由放任国家（美国）

纪录片

CNN纪录片：冷战风云录
美苏争霸，全球折腾
NHK纪录片：台湾反服贸事件 占领议会24天的记录
2014年，台湾学生抗议马英九政权未经充分讨论就通过服贸协议。台湾民众认为无论服贸协议是否利大于弊（z > b），是否通过服贸协议都应该事先征询民众意见，并征得民众同意，而不是由一小部分政治精英自行决定。在立法院长王金平接受学生的部分要求，终止协议的审议，承诺先立法后协商之后，学生经过一天一夜的讨论决定回应王金平的承诺，撤离议场
NHK纪录片：年轻人的“反叛” 香港占中75天
2014年，香港学生为争取真普选而进行的抗争。香港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整个过程和香港的民意没有必然关系。人大常委于2007年决定香港最早可于2017年实行普选。2014年8月的政改方案列明参选人一定要先经由这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筛选，得到当中的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本来只要1/8的委员支持就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香港人觉得这个方案不但没有终止这个1200人委员会的权力，还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该1200人委员会由24万选民选举产生（基本代表富人），另有300多万香港选民无权参与委员会代表的选举。该政改方案在2015年6月的立法会表决中以28票反对8票赞成被否决
阳光卫视：乌坎
2011年乌坎村民因土地问题引发抗议，与政府僵持、谈判后于2012年3月举行民主选举。乌坎近况：乌坎镜像（墙外楼 2014-01），烏坎選舉象徵中國基層民主失敗？（BBC 2014-04），村民再投票，但选举并未改变乌坎（纽约时报 2014-04)，中国乌坎村民选领导林祖恋涉受贿被查（BBC 2016-06-18），乌坎民选村主任被立案调查（德国之声 2016-06-18），焦点对话：乌坎流血冲突，习近平扫荡民主村？（美国之音 2016-09-16），路透社：在中国的“民主村”里，没人想再说话了（译自路透社 2017-11-10）
德语纪录片 第三次印支战争（中越边境战争）
德国人眼中的中越边境战争
NHK纪录片：追踪”伊斯兰国”
NHK在周边诸国、美国、欧洲和亚洲，采访了熟悉巴格达迪的原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美国政府原高官等100多人，一些内幕浮现了出来。
第四公民 Citizenfour
2013年在香港采访 爱德华·斯诺登 的记者介绍棱镜门事件始末。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丑闻。
互联网之子 The Internet’s Own Boy: The Story of Aaron Swartz
介绍编程天才和信息活动家 亚伦·斯沃茨 的生平。2008年斯沃茨利用一些公共图书馆有权限访问 PACER（美国的公众电子法律文件资料库）需要付费访问的联邦司法文书，下载这些文书，并将其上传到 PACER回收站点 供所有人免费访问，被 FBI 立案调查，但并未进行起诉。2010年斯沃茨创办了宣扬网络自由与隐私的“求进会”，该组织在反对《禁止网络盗版法案》的活动中表现活跃。2010年底、2011年初，斯沃茨利用麻省理工的网络有权限访问JSTOR需要付费阅读的学术期刊，下载这些期刊，被JSTOR起诉，之后JSTOR发布声明，他们已经和艾伦在2011年6月就相关事务达成一致，艾伦归还了相关文件，他们也即时撤销了所有民事指控，随后是否控告的决定由美国政府做出。美国政府仍以13项重罪起诉斯沃茨，斯沃茨可能面临35年刑期和数百万的罚款。斯沃茨于2013年1月自杀。

视频

袁腾飞近现代史 袁腾飞
2009年，袁腾飞讲近现代史
网瘾战争 网友自制
2010年，网友吐槽九城和网易对魔兽世界代理权的争夺
動畫臺灣史 Taiwan Bar
简单有趣的台湾近代史
臺灣世界史 動畫臺灣史 第二季 Taiwan Bar
简单有趣的台湾世界史
123募投人 Taiwan Bar
简单有趣的台湾政治结构简介
腾讯文化大家讲堂第一季(中国思想史) 秦晖
秦晖讲中国思想史，从诸子百家到新文化运动
《陳平對話錄》：秦晖
我不相信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论，先进不一定战胜落后，文化也决定不了未来。根据普世价值判断的好与坏，在历史上没有构成一个由坏到好不断进化的历史序列，在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太多了。好的东西不一定能战胜坏的东西，反之亦然。历史从来都不是决定论的，正义不一定战胜邪恶，邪恶也不一定战胜正义。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在家天下的时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是一个幻想。好的和不好的，谁胜谁败从来都不是事先决定的，这也正是我们讨论的意义，我们要探讨怎样使好的东西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坏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是不确定的，我们才有研究的必要。历史没有规律，历史是需要人为争取的。无论是从事实的角度，还是做事有意义的角度来说，历史决定论都是有害的。正因为历史有不确定的一面，所以我们才要争取好的，避免坏的，而不是等待历史最终变成“好的” 。民主国家的问题是老百姓要求政府，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而专制国家的问题是马儿既吃山珍海味，又不跑。先进战胜落后，落后战胜先进，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我们要关注的是怎么使我们希望的可能变成现实，怎么使我们不希望的可能不要变成现实。价值判断只是价值判断，和事实、结果、未来没什么关系。民主宪政就是统治者和被治者之间的协议，我给你多少权力，你替我承担多少责任。宪政民主可以从一件一件的事情做起，在每一件事上限制政府权力，扩大政府责任，直到权责对应，到了权责被压缩到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其实宪政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陳平對話錄》：沈志华
沈志华谈中苏关系发展
《平安乐清》对乐清钱云会事件的调查 艾未未
2010年钱云会事件，以及浙江温州乐清寨桥村农民的状况
2011年《基層人大選舉》 2p
2011年基层人大独立参选人
阿富汗战争纪实 德国
德国士兵在阿富汗的状况，昆杜斯空袭（授权美国空军攻击控制油罐车的塔利班和平民）、沙达雷警察站冲突（未分清敌我，示威无效后攻击盟军-阿富汗国民军）、哈马扎克行动（占领村庄任务，被塔利班包围数日）、北部观察战袭击（被盟军-阿富汗国民军中的极端份子袭击）。他们来建造女子学校、打井，但现实却是战争，至今（视频中的今）有54名德军士兵在兴都库什牺牲

电影

《出租车司机》
讲述韩国军政府镇压民主运动的电影，北京时间10月3日晚，豆瓣词条《出租车司机》遭删除。

网络文章

豆瓣影评：斯巴达历史扫盲贴
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
知呼：台湾在“动员戡乱”时期，其县级政权是否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 sapereaude 的回答
动员戡乱时期台湾的地方民主和地方自治。县、省辖市有公民直选的县长、市长和县议员（县议会）、市议员（市议会）；乡、镇、县辖市有公民直选的乡长、镇长、市长和乡民代表、镇民代表、市民代表（代表会）；村、里有公民直选的村长、里长和由村、里民直接议事的村、里民大会。1994年开始直选直辖市长和省长（一屆之後就因省政府虛級化無實質, 而無庸再辦省長選舉），1996年开始全民直选总统
百度知道：为什么美国总统只能连任2任？ ywl4726 的回答
华盛顿在担任两届总统后自动隐退，之后两任即隐成为传统，但并没有法律的保障。罗斯福作为一个带美国走出经济危机阴影且率领美国打击纳粹拯救世界人民的领袖（美国人眼里），其威望是非常高的，加上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在竞选中也提出不要在关键时刻随意换帅为竞选口号，因此罗斯福得以不断连任，做了4任总统。罗斯福之后，美国通过了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将二任即隐退落实到了明文法律上，因此后来至今，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美国总统只能担任最多两任总统，而且，无论是否连任
知呼：美国各州是否可以脱离联邦？ stevenliuyi 的回答
在南北战争之前，关于各州是否有脱离联邦的权利虽有很多争议但一直没有定论，因为在联邦宪法中并没有提到这一问题。一方面，联邦宪法的前身《邦联条例》曾提到联邦是「永久的联合」，很多人就以此来否认各州有权脱离联邦；另一方面，有人根据宪法第十修正案（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认为，该权利既然没有被宪法明确地禁止，也就自然应由各州享有。事实上关于这一权利的争论从独立战争之后就一直持续着。战争结束之后1869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德州诉怀特案。在此判例中，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明确表示，各州的联合是永久的、不可撤销的。当然，这一判决自发布之日起就充满着争议，像有些人就认为该判决论据不足，只是重复了林肯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另外补充一句，判决书倒并没有把脱离联邦的可能性说死，其中还提到了句是说通过革命或者在所有州都同意的情况下，脱离联邦还是可能的
秦晖、刘仲敬谈话：如何摆脱大共同体至上的路径依赖
周制，小共同体本位（西周封建，欧洲中世纪，东晋门阀，日本幕府，罗马共和国）；秦制，大共同体本位（秦汉，拜占庭）；现代民主社会，个人本位。欧洲中世纪向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王权与市民的联盟”（大共同体与个人联盟）解构领主（小共同体）权力的过程，英国亨利八世（1509年-1547年），法国路易十四（1643年-1715年），西班牙菲利浦二世（1556年-1598年）。之后，在英国，市民获得了胜利建立起了民主社会（1689年光荣革命）；在法国，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市民获得了胜利（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建立，1877年保皇党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仍然做了恢复君主制的尝试，但并未成功，他于1879年辞职后法国政治在民主、君主上再未反复）；在西班牙，王权获得了胜利建立起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秦制帝国，直到独裁者佛朗哥（1939年-1975年）去世，才建立起了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在中国明清时代东南沿海宗族发达，正是个人与小共同体联合抵抗大共同体的表现，如果中国的历史没有被打断，个人与小共同体的联盟解构了大共同体，之后会发展成门阀政治（小共同体获胜），还是民主政治（个人获胜），或者是会经历多次反复，则是未知之数
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
秦晖谈文革，孙立平谈改革（2005年）
选举人团制度简介 林三土
美国总统选举的选举人团制度是一种间接选举，它诞生于制宪会议时大州与小州、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的妥协，并被写入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各州可以自行决定选举人的产生方式。建国之初，选举人多由州议会直接任命，普通民众无权参与总统大选。19世纪20年代后，美国社会争取普选权（白人男性）的运动节节胜利，各州先后取消了对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选举人制度也发生变化，选举人宣誓将“选举人票”投给本州普选的胜者成为约定俗成。历史上选举人拒绝宣誓或者宣誓后背信弃义的情况时有发生（美国历史上共出现了158位失信选举人），各州痛定思痛，纷纷立法严加防范。华盛顿邮报与哈佛大学2007年的联合调查，72%的美国选民认为选举人团制度已经过时，希望将总统大选改为直接选举。而修宪的门槛又实在太高，需要在参众两院分别获得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因此历史上多次修宪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动议，都仅仅因为少数议员的抵制便胎死腹中。修宪之路难如登天，主张改革者只得另辟蹊径。2001年，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贝内特提出了“全国普选票州际协议”来架空选举人团制度：一旦加入这一协议的各州选举人票达到270张，该协议就会启动生效，把所有这些选举人票全部给予全国普选得票最高的候选人。截止2016年元月，已有10个州和首都共计165张选举人票加入该协议
美国政党体系流变：（一）民主党最初叫共和党？ （二）保守的共和党也曾激进 （三）向左走，向右走的两个政党 林垚
美国建国初期精英政治，并没有正式的政党，只有一些政见分歧的派系。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大众民主时代到来（白人男性），政党专业化。南北战争前后形成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双雄对峙的政治格局。南方战后重建失败（1876年），在南方民主党的掩护与保守派共和党的绥靖下，黑人参加选举投票困难重重。之后“镀金时代”到来，政客腐败、派系分肥、竞选舞弊、公务员改革、参议院直选、工运、垄断、银本位、禁酒、排华、妇女投票权等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美国公务员任命由“考绩制”取代“分肥制”，为应对投票舞弊问题“匿名投票制”得到普及（澳大利亚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采用这种制度，英国国会也在1872年立法加以施行），1888年全美只有一个州（马萨诸塞）加一个城市（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采取匿名投票制，而到1892年大选时，全国44个州已有38个实行了这种办法，1925年制定法律，将贿选定为刑事罪，厉行严打。建国初期，联邦宪法规定国会参议员由各州议会推举，用来制衡理论上直接代表民意的众议院，1913年，宪法第十七修正案颁行，国会两院选举权全数落到普通选民手中。共和党、民主党都经历了分裂、吸收、重组，到民权运动时期，两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选民群体、利益集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葡萄牙荷兰英国的海图故事 李子暘
葡荷英三国，先后成为知识领先者和统治海洋者。一部航海图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人类走向开放和自由的历史。航海人都很重视海图，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在专门机构出现以前，航海图的发展很缓慢。葡萄牙亨利王子于15世纪建立的航海学校集中了大量海图绘制人才，同时，他们利用葡萄牙国家力量，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海图绘制、管理和保密制度。到了17世纪，刚从西班牙统治中独立出来不久的国家荷兰一举赶超了葡萄牙，成为新的海洋霸主 ，荷兰的商人利用刚诞生不久的印刷术，千方百计获得海图，包括收买葡萄牙人，委托出海水手绘制等等，然后把海图产业化，大量印刷发行，大大促进了荷兰人航海技能的提高，荷兰的海上贸易因此飞跃进展，到1650年，荷兰拥有的船舶数量比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的船舶总数还要多，运输成本只有其他国家的一半，成了欧洲的“海上马车夫”。通过三次英荷海战，英国人夺走了荷兰人海上霸主的位子，英国海军也从此开始走上了控制全世界海洋的道路，英国人在自由开放方面，继承和光大了荷兰人的做法，提出了“自由贸易”和“公海自由”口号，18世纪下半叶，英国海军设置了水文部门，开始有组织的进行水文测量以及制作海图，当时，法国、丹麦、西班牙等国都设有水文部门，但由于英国的殖民地最广，英国海军水文部门的成绩最大。
扫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帮你更好地解读“中菲南海仲裁案” 澄清关于南海纠纷的常见误解 编程随想
岛屿：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可以维持人类居住及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岩礁：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无法】维持人类居住及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在今天（2016.7.12）公布的“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中，仲裁法庭认定“太平岛”属于【岩礁】而不是【岛屿】。（由于人工扩建的不算）太平岛在南沙群岛是最大的。它被定义为【岩礁】意味着南沙群岛【所有的】“岛屿”最多也只能是岩礁（有些连岩礁都够不上）。这个判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意味着中国无法依靠任何一个南沙的“岛屿”来主张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低潮高地：在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面但在高潮时没入水中的【自然形成】的陆地。暗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定义“暗礁”，约定俗成的定义是：靠近海面但在低潮时依然处于水面以下的礁石。俺当年的地理课本上号称中国国土的最南端是“曾母暗沙”。其实这玩意儿属于暗礁，常年处于水下15至20米。按照公约的定义，这种地方不享有领海，也不能用来作为领海基线的基点，因此不能算国土。领海基线：正常基线和直线基线。内水：领海基线靠近陆地一侧的水域，另外，由陆地领土完全包围的封闭性水域（湖、河、内海），也算是内水。“内水”属于【领土的一部分】——对陆地领土的主权同样适用于内水。特殊地形的内水：河流入海口、海湾。领海：从领海基线向海洋方向扩展12海里的范围，作为该国的领海。别国船舶在“领海”中享有无害通过权。毗连区（临接海域）：领海再往外延伸12海里称之为“毗连区”，也称为“临接海域”。专属经济区（排他性经济海域）：专属经济区从领海基线开始丈量，最大不超过200海里，并且要除去离另一个国家更近的点。经济海域并非领土的范畴，而是国家主权的延伸。注意：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公约第121条）。别国在专属经济区享有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
台湾民主运动和独立运动简史 编程随想
日治时期，持续不断的抗日及独立运动。蒋中正时期，1947年二二八事件，1949年台湾全境戒严，因为“党禁”的存在，所以台湾的民运人士只能以【个人身份】参与竞选，在老蒋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台湾的“党外运动”依然持续了30多年，实属不易，1960年雷震事件，1970年刺杀蒋经国事件。蒋经国时期，1977年中坜事件，中坜事件被认为是台湾民众第一次自发性地上街头抗议选举舞弊，拉开了“街头政治运动”的序幕，1979年美丽岛事件，1980年林宅灭门案，1981年陈文成命案，1984年江南命案，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1987年蒋经国下令“解严/解禁”。李登辉时期，1988年李登辉就任总统，1989年郑南榕自焚事件，1989年詹益桦自焚事件，1990年野百合学运/三月学运，1991年李登辉主持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被中共指为台独），1996年实现总统直选，1999年李登辉发表“两国论”、“七块论”。陈水扁时期，2000年首次实现政党轮替，2005年“326护台湾大游行”抗议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2006年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和“国家统一委员会”（又被中共指为台独），2006年红衫军运动/百万人反贪倒扁运动，2007年陈水扁提出“四要一没有”。马英九时期，2008年野草莓学运及“刘柏烟自焚”，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反媒体巨兽运动，2013年白衫军运动/八月雪运动，2014年太阳花学运/318学运/占领国会事件。对“九二共识”的一些误解，九二香港会谈，李登辉主政之后，设立了一个“海基会”（海峡交流基金会），用于处理两岸交流的一些事务。名义上，“海基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实际上捏，它是受台湾“陆委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领导的，相当于“半官方性质”。在大陆这边，也搞了一个类似的“海协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它名义上也是民间组织，实际上是受“国台办”（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领导，因此也属于于“半官方性质”。然后这两个“半官方性质”的组织，就凑到一块儿，开始谈判。谈判地点选在香港（把香港作为会谈地点，也是出于种种政治考虑）。双方谈了一个月，几乎没啥谈出啥成果。“九二香港会谈”之后，双方的说法不太一样：大陆方面称：双方已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台湾方面称：双方已达成【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会后，两岸都指责对方没有诚意。
回顾六四系列 编程随想
八十年代的朝廷，邓小平其人，胡耀邦其人，方励之与八六学潮，山雨欲来的1989年，4月18日，从悼念到请愿，新华门流血事件，胡耀邦追悼会，学生代表下跪请愿，钦本立、江泽民《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四·二六社论官方把学潮定性为“动乱”，几经波折的四·二七大游行，“袁木求愚”的四·二九对话，反思学运初期暴露出的问题：缺乏成熟的政治组织。印度的独立运动：国大党，波兰的民主化：团结工会，南非的反种族运动：非国大，台湾的民主化：民进党，赵紫阳其人，赵紫阳在五四期间的两次讲话，学生成立对话代表团，“邓、赵、杨”三角关系，发起绝食的过程, 5月13、14日，短暂的斡旋无果而终
林榮基1.5萬字親述書店事件：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
林荣基叙述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
法新社：天津大爆炸一周年 事故地依然满目疮痍 法新社
8月12号是天津港滨海区化工厂大爆炸一周年（2015年）。日前，天津当局曾发布官方通报，称当地“民众以及周围环境似乎已经恢复了原貌”，但法新社周四从天津发来的报道指，一年后，爆炸地附近依然是满目疮痍，一些在爆炸中失去家产的民众还在等待政府的帮助。法新社记者在天津爆炸地附近采访时发现，爆炸地周围一公里范围内被烧毁的建筑依然没有修复，被炸坏的门窗也没有得到任何修复，被炸毁或被毁坏的房屋业主依然在为能得到政府的帮助而努力。一位业主告诉法新社记者，小区的工作人员和领导，警察和天津市政府工作人员都先后曾来此地拍照和记录，但是，他们走了以后，就杳无音信，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和进展。一个在爆炸地附近购买了办公室准备开办企业的人告诉法新社记者，他的办公室在爆炸中完全被毁，现在根本无法开展业务，但他还必须偿承重的银行贷款。今年5月份，他们曾在一座楼上打出横幅，要求获得政府的帮助，但警方很快出来进行干预，但随后他们得到任何官方的协助。一些建筑遭爆炸破坏的业主表示，为了安抚他们，政府曾建议购买受损房屋或帮助修补，但政府给出的钱远远低于市场价，即不能到别处重新置业，也不够修复所需款项。一位业主表示，有一些人接受了政府的钱，但90%的修房费还是要自己掏腰包。天津大爆炸震惊了中国，政府曾决定要在事故区建成一个佔地面积24公顷的“海港生态公园”。按照规划，该公园应于2015年11月动工，今年7月底建成。但据不少媒体报道，由于该地区的水土修复工程还未完成，天津官方当初宣传的海港生态公园未见任何动工迹象。另见博谈网：去年低调今年噤声的天津大爆炸
“三聚氰胺事件”家长敲诈案再审：我得活得明明白白 微信
郭利，48岁，北京人，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受害儿童父亲。向奶粉的生产方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广东雅士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雅士利”）维权、索赔。在与施恩公司签订和解协议，后者赔偿40万元后，郭利提出300万元赔偿要求。施恩公司及广东雅士利向警方报案。因敲诈勒索罪，他被广东潮安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4年，郭利刑满释放。此后继续申诉。出狱近一年后的2015年5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决定书》，“原审裁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今年8月8日，本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当庭发表出庭意见称：郭利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判决对郭利的定罪量刑错误。
美国选举制度为啥是这样设计的？兼谈其历史演变
编程随想简介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的产生、演变、弊病，政党、党内初选制度的形成、发展，党争和总统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的影响
冯学荣：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始末
1．孙中山以维护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徐世昌）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胡适、蔡元培等）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
鬼首天龙：关于孙中山的闲言碎语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两次机会可能让中国人摆脱历史上政治灾难循环往复的悲催宿命，既在大一统和中央集权政治模式下的生死挣扎。第一次机会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之初的“庚子国变”即义和团动乱之后八国联军进北京之时，倘若西方列强真的在当时把大清朝的天下给瓜分了，让中国人民接受先进文明的殖民统治一百年，如今的中国可能不会比欧洲差。第二个机会就是满清统治被推翻之后，在中华民国共和政府的旗帜下，由各地主持军政维持社会秩序的前清的督抚们引导，实行美国式的“联邦”民主或由陈炯明先生主张的“邦联”政治模式，此后中国人民的一系列悲剧都应该可以避免，最起码不会像现在一样积重难返举步维艰，成为民主自由天地之外的亚细亚孤儿
秦晖：怎样才算是儒家？
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鮒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鮒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鮒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于是孔鮒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鮒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鮒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狗”到“看家狗”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张宏杰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除了这三大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的“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国时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坚，南北朝的刘宋文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下的某个时段。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文景之治持续了近四十年。事实上，文帝刚刚即位时，天下还相当残破，真正的盛世出现在景帝时期，并由汉武帝推向高峰。算上武帝前期，汉代治世持续近七十年，其中盛世大约三十年。 唐代盛世史称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两个阶段并不接续。贞观之治从627年到649年，持续二十二年，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阶段，成就并没有超越前代。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续大约三十年。 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续时间最久，然而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持续也不到一百年。即使从康熙元年（1662年）算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也不过一百三十多年。 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古代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晚清大变局 袁伟时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2月、10月、12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和各省谘议局、商会、教育会、自治会等民间组织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也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十年的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员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翌年（1911年）立即召开国会，宣布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六年，坚持在1913年才开国会。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换汤不换药，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从历史年代来说，清末新政结束于辛亥革命。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去观察，新政仍在延续。 时人目之为“暴民专制”。这个恶溢的获得，很大程度是1913年处理宋教仁案中逆潮流而动的后果。宋案是袁世凯用暗杀这样卑鄙的手段消灭政敌的事件，国民党是正义的受害一方。可是国民党选择了以暴力回击暴力，用最激进的武装反抗（所谓二次革命）去处理这一案件。 新政真正的终结是在1913年。而公民社会自由空间的扼杀，更迟至1924年，以镇压广州商团为标志。改组后的国民党务求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党化”，并于1927年后推向全国，其恶果至今仍历历在目。 这些朝野精英敏锐地看到，这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窃维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非人民参与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众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 他们驳斥“或谓国民程度之未合，或谓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谬论，直截了当指明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盖常人之情，莫不恶乱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则乱心生矣。”“如以议院通达下情，则民气毕伸，宵小自难鼓煽。” 他们还尖锐的指出：“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以有国会之故，训练已熟，经验已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 1905年开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宪政，有些报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当，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惊奇！ 看看他们提出的宪政入门三条路径吧：“一曰宣示宗旨。……使全国臣民奉公治事，一以宪法意义为宗不得稍有违悖。 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乡官恒数十人，必以乡邑会议公举……庶官任其责，议会董其成，有休戚相关之情，无扞格不如之苦，是以事无不举，民安其业。 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 简明扼要，切实可行。 不过，这些都没有说服执掌最高权力的“圣上”，他们的根本观念没有改变。1908年8月27日，预备立宪进行了三个年头后，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体现了统治集团所谓宪政，不过是皇室继续统揽一切，而希冀得到一些新的统治工具而已：“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主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 以此为指导思想，大权独揽，不愿跟上时代，确立主权在民的观念，这是他们进退失据的总根源。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政府机构和它们的运作方式彻底转变：机构由专制统治者颐指气使的工具，转变为分权制约并接受公民严格监督的机关；由统治机关转变为服务机构；有信息垄断者变为信息的提供者和开放者。这三个转变早就应该开始了，但从当时的实际操作的情形看，见不到任何转变的迹象。一切仍然取决于“上谕”，内阁无所作为。如此不堪的所谓责任内阁，实际上仍然被视为最高统治者比军机处还不如的幕僚。 面对这样的情况，哪能不绝望？ 直接后果之一是立宪派转向和革命派合作，成为武昌起义很快站稳脚跟和迅速拓展到全国的重要因素。起义第二天，革命党人找到以汤化龙为首的湖北谘议局人士共商大局。由于汤化龙的劝促，黎元洪答应出任都督，汤化龙自己担任民政总长，带领湖北士绅与起义者合作。汤氏与各国领事馆联络、交涉，促成各国承认起义军是交战团体，从而保持中立。总之，“因为他们的合作，武昌的局面稳定了；有了稳定的局面，才能获得列强承认为交战团体；更因为汤化龙以谘议局的名义通电各省，十四省才相继响应” 这次保路运动是在立宪派领导下进行的，只有少数革命党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事，进程非常平和。历时四个多月的博弈，历史给了清政府多次回归法治、和平解决问题的机遇。只知统治人民的专制统治者毫无自省精神，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谌旭彬
无论是证之学理，或是验之史实，“立宪”的核心内容必然是“限制君权，扩张民权”。但慈禧在清末新政之中却相信了载泽的谬论，认定“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削夺地方督抚们的权力，进而“巩固君权”。载泽于1906年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预备立宪”。待到慈禧发觉“自己所理解的立宪”，与“地方督抚们所理解的立宪”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已一发不可收拾。故而，1907年召见自日本留学归来的曹汝霖时，心存疑惑的慈禧特意询问曹，要他说一说“日本立宪”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曹告诉慈禧，立宪之后“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人民有选举权”“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如此种种，与慈禧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据曹回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倾不语。”半天不说话，大概是曹的回答给了慈禧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演变成了悔恨。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恽毓鼎，在日记中披露说，1908年11月15日，慈禧于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这诉苦声里，显然已经忘了在20年前的丁戊奇荒里，漫山遍野皆是罂粟的山西，曾发生过饿死四五百万人的人间惨剧。在政府收入与民众温饱之间，清廷的最高决策者，自慈禧、奕䜣而下至李鸿章、刘坤一这些地方督抚，均一致选择了前者。鲜有人向郭嵩焘那般，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当真。 假借民众的名义以风水为由来反对洋人兴建电报线路，是丁日昌在十年前（1865年）的“川沙厅——上海敷设电报线风波”中想出来的主意。如前文所述，丁当时让地方官府组织民众拆掉了洋人树立的电线杆，然后制造舆论，说当地民众认为电线杆破坏了风水，村中有人暴毙就是风水被破坏所致，必须要洋人偿命。后来，这项策略得到清廷的认可，被推广给各省督抚将军。这种推广，终于在1874年化为清帝国一般绅士与底层百姓深信不疑的“常识”，又在陈彝这里与忠孝之说合流得到了“理论升华”。 这种演变是一种深重的悲哀，是典型的作茧自缚，让人想要发笑，又完全笑不出来。 首倡“电报线破坏风水”之说的丁日昌，自己其实并不信这些东西。1875年，他改任福建巡抚，不久后便向朝廷再次提议建设台湾至福建的电报线。 自1865年朝廷将“电线杆破坏风水”当成抵御洋人的理由进行推广后，经过十余年的发酵，电线杆和电报会破坏风水之说，已经在清帝国朝野拥有了极多信众。说电线杆抽取地气者有之，说电报能传递信息是利用死人的灵魂者有之。发展到最后，连清廷官府出面架设电线杆也已难被百姓接受。 郑观应第一次上书请求开设国会，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让他切身体会到了慈禧的独断专行、以国事为弄权工具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份上书被朝廷斥责为“狂妄之言”，但郑的呼吁没有停止。 经济改革方面，郑的断言是“但有困商之虐政，而无护商之良法”，朝廷只想着如何从商人身上谋利，从未尽过保护商人合法权益的义务。 1893年，郑的《盛世危言》正式出版。1895年，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了光绪皇帝。光绪读过之后，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督抚。皇帝的推荐让《盛世危言》成了畅销书，据说坊间盗版翻刻达10余万部之多。 然而，盗刻虽多，知音却无。在清廷最后十余年里，以议院联结民意构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始终只是虚幻的梦想，慈禧更乐意操弄权术；轮船招商局式企业，也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1922年郑观应去世时，轮船招商局仍笼罩在“官督商办”的阴影之下。 这种失衡与崩溃的发生逻辑,扼要来说是这样的：一、地方官员希望保住自己的仕途。遇到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诉讼，他们往往倾向于袒护教民，避免与传教士发生冲突。至于究竟是教民占理还是非教民占理，并不重要。二、传教士希望收获更多的教徒，也多见识过清廷司法的黑暗。在诉讼中，他们因无法信任清廷的地方官员，往往选择支持自己的教民（亦不排除某些传教士有意袒护教民，以吸引更多信徒）。三、底层民众至少可区分为三类人：第一类，不堪忍受清廷粗暴的基层治理的人（比如饥荒、疾病、贫困），而选择投入传教士的怀抱。第二类，游民、地痞之类的人物，见识了教民所享有的诉讼特权后，为谋利而入教。第三类，自身利益与传统乡村秩序捆绑在一起的乡绅、富户、平民，选择入教对他们而言有困难，但又不愿忍受来自第二类人的敲诈勒索，于是组织拳会、刀会之类团体相对抗。 换言之，在列强与传教士进入之前，清廷是一个典型的秦制国家，其基层治理虽无公正可言，却有一种奇特的“公平”。所有民众，无论贫富，若无体制内背景，无一例外是秦制汲取和压榨的对象，官僚系统无司法文明可言，但在裁断纷争方面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这种“公平”，为基层权力的运作带来了稳定。传教士进入清廷的底层社会之后，对清廷的司法文明提出了挑战，酿成种种冲突。这些冲突，给了列强将司法问题上升为外交问题的机会。清廷力不能敌，一再以赔款道歉、开放口岸了结。为回避教案，以往那种“无公正可言的公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教民在诉讼中拥有了针对非教民的优势。 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是教民与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俱受文明司法的庇护。可惜的是，清廷既无司法文明，又为了自身利益（非国家利益）而在司法操作中将教民与非教民归入两个不同的阶层，其结果便是社会失序，利益受到损害的民众选择投入江湖的怀抱。义和团的前身——各种名目的民间拳会，如大刀会、梅花拳、义和拳等，之所以会集中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与清廷庙堂的这种失职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廷中枢明了这一切，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又于1899年出台了《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赋予传教士与清廷地方官相似的地位，使之拥有了介入地方诉讼的合法权力。 对于《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清廷中枢怀有两重期望：一、缓和与传教士（主要是法国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民教冲突动辄被捅到各国驻华公使处，进而演变成外交问题；二、将处理民教冲突的主要责任下放给地方官员，赋予传教士进入地方官府、与地方官员直接交涉的特权，避免民教冲突动辄被捅到总理衙门，进而演变成清廷中枢与各国列强之间的对垒。 至于这两项好处会给底层秩序带来怎样的动荡，清廷中枢已无暇在意。毕竟，就巩固政权而言，消弭与列强的冲突，远比向底层民众提供稳定的秩序来的重要。 制度上的缺陷无法依赖人事上的努力来弥补。 晚清底层社会的失序也是如此。权力结构变了，游戏规则也变了，无论传教士对教民如何做慎重选择，无论地方官如何与传教士密切沟通，都已无济于事。民教冲突只会愈演愈烈。因为有缺陷的制度，实际上实在考验人性。面对可以轻松获取的利益（与非教民打官司），一个人即便从无作奸犯科的历史，也很有可能会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 西方学者并不讳言梅花拳、大刀会这类组织起源于“教民与非教民的冲突”，也不讳言这些冲突与“干预诉讼”一事关系甚大。 不过，在责备“通过这种方法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时，还须注意社会失序，也就是畸形的司法制度，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实际上形同在考验人性，而人性是最经不住考验的。那些后来成为“不守法分子”的教民，并不一定在入教时就已经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坏的制度诱惑好人变成坏人；好的制度约束坏人成为好人。不能简单地以普通百姓入教后的行为，去反推他们入教前的情况。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梅花拳、大刀会这些“义和团早期组织”，他们与教民发生冲突时，所争的几乎全部是具体的物质利益。 庙堂已然全面失职，江湖只能结社自救。 正因为结社自救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利益，所以梅花拳与大刀会这类组织的最初参与者，往往是基层社会中那些有家有产之人。 比如在山东威县张家屯，全村共计186户800多口人，有104户参加了梅花拳，占到了全村户数的近六成。其中，村里可算富户者13户（人均拥有土地20亩以上），有11户加入了梅花拳；可算贫穷户者26户（人均拥有土地1亩以下），却只有8户参加了梅花拳。其领袖人物张汉，拥有的土地达到了110亩之多，在当地的声望也远远超过了同支的赵三多（尽管赵三多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远比张汉知名）。 但在1899——1900年，事情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先是北方大旱。饥饿刺激了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再就是《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出台，地方官员在面对民教冲突时，对教民的偏袒愈加严重，愿意暗中支持梅花拳与大刀会这类江湖自救组织的地方官员越来越少，刻意制造的民教官司则越来越多。 影响所及，梅花拳与大刀会这类组织的领导者成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家有业的士绅富户最先觉察到政策的变化，意识到继续掌控拳会进行活动所要承担的风险，已远远大于可能获得的收益。于是，他们渐渐放弃了对拳会的控制权。此外，士绅富户们不愿意离乡也不愿意抢掠，而加入拳会寻求救济的灾民日复一日增多。救济同人变成了一种沉重负担，这也在促成士绅富户们或主动或被动，让出拳会的主导权。 取而代之的，是姚文起、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曹福田、张德成这类无业游民，渐渐成了拳会的新领袖。 主导者变了，拳会组织的性质自然也要变。 总而言之，“庚子之变”带来了三个直接后果。一是庙堂内部，中枢再也不能对各部门及地方如臂使指。庚子年南方督抚拒绝北上勤王且策划“东南互保”即是例证。二是江湖之远，士绅们开始对清廷彻底失望，容闳、严复、唐才常、章太炎、文廷式等名流在上海张园成立“中国议会”，章太炎、钱玄同在日本绝不肯被称作“清国人”，均是例证。三是革命党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感受也是明证。 再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这主要是指慈禧太后启动清末新政，将改革的矛头指向地方督抚，使得地方督抚与清廷中枢离心离德，越走越远。 双方的矛盾，概而言之是：朝廷在庚子年深受“东南互保”的刺激，希望假借立宪收回权力，重申君权的至高无上。地方督抚也在庚子年深受老太后的不理性独断决策的刺激，希望实施一场真立宪，一方面将地方手里的财权、人事权、行政权、司法权合法化，一方面以责任内阁制度来改革朝廷的决策机制。 首先，所谓的晚清立宪，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且不论开办学堂后仍坚持搞四书五经，坚持搞以忠孝为本；编练新军时仍以满洲为本位；启动官制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提升皇帝（太后）的集权程度；废除科举也只是被内外局势所逼不得不有所表示。单就慈禧太后临终前夕的一系列布局而言，如颁布一系列谕旨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皆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皆足以证明改革在这一年已经死掉了。或者说，以扩张民权为方向的改革已被否决，清廷中枢要走的改革之路是重回秦制。之后，立宪派在谘议局与资政院内开展种种抗争，乃至发动集体签名请愿、上街游行请愿等活动，皆不能改变清廷中枢的决心。 其次，“被打断的改良”具体指什么？如果指的是清廷中枢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良理应被打断。根据清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与《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式的开明专制，而专制下的开明可遇而不可求，犹如风中之烛是靠不住的。如果“被打断的改良”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是否保留君主反而不是核心问题——革命党人固然无意保留君主，立宪派也从来没有坚持过必须保留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也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中断是不存在的。 再次，在清帝国的最后十余年里，革命与改良从来就不是彼此对立的阵营。
秦制两千年 谌旭彬
所谓“秦制”，是一种古代东西方皆有的政治制度，而以中国延续的时间最为长久，发育最为成熟。它有两个基本特征：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封建贵族有可能与皇权正面博弈，形成较为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进而有可能诞生私有产权之类的概念。但官僚集团一方面是皇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固的契约或类契约关系。秦制所追求的是“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2．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就统治技术而言，秦制王朝的亡国原因，总结起来无非三条：1．外敌的压迫或入侵；2．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统治基础）发生分裂；3．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 细察中国古代历次变法的诉求，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变法。变法的核心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而非解决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 如本书开篇所言，秦制的两大基本特征是：1．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的统治基础。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官僚集团既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又是秦制政权时时防范压制的对象。2．施政的核心诉求是尽可能提升人力与物力的汲取强度与总量。为此，必然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消灭对象不但包括民间组织，也包括官僚集团的“朋党化”，简言之就是追求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为此不惜牺牲社会活力。慈禧试图在“清末新政”中将已然有所松动的秦制，重新做一番强化，故一手抓立宪以强化皇权的至高无上，一手抓官制改革以削弱督抚的军权、财权、人事权。然而，现实却是：庚子年的“西狩”已让她的威望一落千丈，朝野对“一二人决策于深宫之中”的体制更是深恶痛绝。无论是督抚还是士绅，均期望改走限制皇权的“英式立宪”之路，而非重塑皇权的“日式立宪”。亦即：众人皆以老太后及依附在她身上的决策体制为改革对象，老太后却拒绝转型，反要以众人为改革对象。这冲突可谓无可调和。无法调和的结果，便是离心离德的地方督抚无意再维系清廷，已经组织化的谘议局士绅们则在辛亥年群起响应革命党人的起事，清廷亦随之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