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位中国学生眼中美国的政治正确
转自：《纽约时报》 作者董一夫是耶鲁大学的本科生。
我在耶鲁大学刚念完大三。在过去这一学年中，美国发生的枪击、抗议和骚乱等事件，让在前两年已经适应了美国校园平静生活的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支撑美国社会的某些基本原则。这其中就包括反歧视的政治正确原则(political correctness)。
在一个大体上已经确立了反对歧视等政治正确原则的社会，一个后来者尽可享用这个原则所带来的社会自由、个人自由以及多元文化和宽容。但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年出现的种种情形，尤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异军突起，让许多人意识到一个社会即使确立了政治正确原则，也并非不可动摇。这一点，即使在耶鲁校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比如今年3月，耶鲁大学男篮自1962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第一次进入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男篮联赛总决赛。不过，这个值得欢天喜地的事情却因为2月初男篮队长被指与一女生强行发生性关系被校方开除而并未引来太多的喝彩。
在倒数第四轮比赛中，也许是为了表达惋惜之情，耶鲁男篮队员在赛前热身时，统一穿上了倒印着YALE（耶鲁）以及原队长球衣上的4号号码的背心。这个举动，引起了耶鲁女权团体的激烈反应，她们在学校各处张贴海报谴责耶鲁男篮这个举动，有的海报上甚至写着“停止支持强奸犯(Stop supporting a rapist)”！当然，也有人站出来支持男篮球员的举动。一位橄榄球队的同学在接受校报《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采访时，指责校方在没有弄清全部真相之前就匆忙做出了开除的决定。
但是，所有这些同情、惋惜的人之常情，全都在女权团体的政治正确前碰了壁。那些挟数十年最佳战绩之勇而撕掉了一些海报的男篮队员，最终却不得不迫于压力发表一封公开信，为其在球场热身时穿着自订背心举动所带来的伤害表示歉意。
本想到了学期末，校园该安静下来了。岂料，就在春季学期正课结束的最后一周，耶鲁校方做出一系列决定之后，校园又动荡起来。
首先，校方命名了两个将于明年开始招生的新建本科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的院名，其中以一位非裔妇女——耶鲁法学院校友、美国民权运动领袖之一的保利·莫雷(Pauli Murray)——的名字作为住宿学院院名在耶鲁历史上是第一次（此前的院名都是以地名或者白人男性的名字命名）。其次，校方决定将本科生住宿学院的“院长”头衔由“master”（含“奴隶主”之意）改为“head of college”（院头）。还有，校方决定不更改“卡尔洪”本科住宿学院的院名。正是这最后一个决定，再次引发校园风波。
耶鲁现有12个本科住宿学院之一的卡尔洪学院，是以耶鲁校友、第七任美国副总统约翰·卡尔洪(John C. Calhoun)的名字命名的。卡尔洪是19世纪美国国会“三巨头”之一，为奴隶制辩护构成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部分。为此，一直有学生和教师要求更改卡尔洪学院的院名。所以，校方拒绝改名的决定引起了少数族裔学生，尤其是非裔学生的不满。耶鲁现任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在给全校师生的邮件中提到，更改卡尔洪的名字会隐匿奴隶制的历史。然而，一位耶鲁历史教授格伦达·吉尔莫(Glenda Gilmore)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评论代表了不少学生的看法。她通过列举卡尔洪的观点来说明，卡尔洪的所代表的价值观与今天耶鲁大学所提倡的价值观并不相符。作为抗议行动之一，许多耶鲁学生在卡尔洪学院外边的草地上举行了“改名”仪式。他们还在Facebook上发声抗议，刷屏扩散不满，指责校方无视学生的感受，宣称将卡尔洪学院改名为“旧称为‘卡尔洪’的学院”(the college formerly known as “Calhoun”)。
就算到了暑假，绝大部分耶鲁学生离校，这场风波还在延续。6月13日，在卡尔洪学院的食堂，一名已在食堂工作了八年的非裔员工科里·麦那非(Corey Menafee)踩到一张桌子上，用扫把捅掉一扇描绘黑奴劳动场景的彩色玻璃窗。耶鲁校方立刻报警，麦那非被警察带走，丢了工作，被控一级毁坏财物重罪和二级危害他人安全轻罪。过了将近一个月，《纽黑文独立报》(New Haven Independent)才于7月11日登出一篇文章，讲述事情的原委。随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再次纷纷将目光投向耶鲁，耶鲁法学院的学生为此还向校长苏必德写了一封公开信。校方迫于压力拆下了其他几块表现奴隶画面的彩色玻璃，并敦促州检察长不对麦那非进行起诉，同时答应对其重新聘用。不过，校方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麦那非不能在公共场合对这件事做出评论。
而这场看似经久不息的风波，实际上又是去年11月和今年3月校园风波的延续。
在美国校园中，政治正确不是法律，但其“管辖”的范围却往往超过、超出法律。言论自由固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在美国社会越发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个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来自美国历史上诸多里程碑式的平权法律法案，而是来自政治正确原则。就如耶鲁男篮的球场举动，其以肢体和行为表达语言的方式和内容显然没有触犯法律。然而，在耶鲁，男篮队员们却不得不遵守女权团体依据两性关系平等的政治正确原则而为其设立的言论表达的边界。
尽管耶鲁大学本科生的校规明确支持言论自由，遵守这个原则同时遵守政治正确原则，对耶鲁学生而言，无论其持什么立场，已是一种基本自觉。
记得去年10月的万圣节前三天，我所在的布兰福德学院(Branford College)举办了例行的院长下午茶(Master’s Tea)聚会。这次聚会的嘉宾是195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其后一直留校担任行政管理人员的小亨利·“萨姆”·昌希(Henry “Sam” Chauncey Jr.)。昌希在谈话中讲到，如今耶鲁学生普遍比较被动，缺乏挑战社会不公正的勇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美反战、平权的呼声高涨，耶鲁的校园也十分动荡。昌希说，曾有抗议的学生举着火把，要求他代表学校出面谈判，否则就烧掉房子。
岂料，就在万圣节之后第二天，耶鲁校园就出现了风波，并因此引来了全美国的关注。
风波缘起万圣节当天晚上，有人指责耶鲁大学SAE(Sigma Alpha Epsilon)兄弟会的派对一度只允许白人女孩入场……获知这个消息时，我正和三个室友坐在宿舍的厅里，我们议论此事时的共同感受是：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年代啊——虽然学校在几周后公布的调查结论并不能证实上述指责所述的准确性。
几乎就在同时，一封邮件也加剧了这场围绕政治正确的争议。万圣节前，耶鲁校方向学校全体成员发出邮件，提醒参加万圣节相关活动的学生，其着装打扮不要冒犯少数族裔同学。这样的信件当然属于平衡言论自由权的政治正确主张。然而，耶鲁斯莱曼住宿学院(Silliman College)副院长艾丽卡·克里斯塔基斯（Erika Christakis，系院长之妻）就此向全学院学生群发邮件说，校方不应该插手学生在万圣节的着装选择。她毫不含糊地指出，她当然不鼓励冒犯他人的行为，但如何着装是学生的自由，即使有的学生的着装冒犯了少数族裔学生，那问题也应该由学生自己去解决。
这封向政治正确挑战的邮件，引起斯莱曼学院一些少数族裔学生的不满，以致他们在校园中与院长发生了争吵。争吵中，一个非洲裔女生情绪激动，以高分贝的声音喊道，耶鲁大学的住宿学院应该是一个“安全的空间”……说这些话时，她言语中不时夹带骂词。这段视频在网上一经扩散，美国舆论哗然。
为此，11月5日——万圣节后第四天，耶鲁一些少数族裔学生还采取了“集体诉苦”行动，向耶鲁本科学院教务长乔纳森·霍洛维(Jonathan Holloway)讲述自己在耶鲁受到歧视的故事。这些“悲苦”的往事，让耶鲁本科学院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教务长霍洛维听得眼含泪水。11月9日，上千名耶鲁学生又为此举行了游行，向校方施压。
就在耶鲁万圣节风波同时，更大规模的黑人学生抗议在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爆发。密苏里大学的反歧视抗议，以校长辞职而告终。这期间，当有人在网上发贴威胁密苏里大学抗议的黑人学生时，很多耶鲁学生的Facebook账户都粘贴了一条支持密苏里大学抗议学生、警告种族主义者的誓词。在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一所以黑人学生为主的学校——受到同样威胁时，同样的誓词再次将耶鲁学生的Facebook账户刷屏。
对于这些耶鲁学生来说，转发誓词、抗议邮件不仅仅是政治正确的举动，更是一种社会正义感的表达。这种从众而动和对政治正确原则的坚持，源于昌希所提到的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然而，从另一角度看，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话说，现今学生的这种行为源自于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即在校园中有很多人参与游行之时，每个学生其实都面临着以实际行动或者在社交网络上表态的压力。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力量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我所有的耶鲁好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自己的Facebook账户上拷贝粘贴那段誓词，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对这种跟风刷屏之举持不认可态度。一个参加耶鲁海军预备军官训练项目(ROTC)的朋友告诉我说，她在那段誓词被刷屏期间发表了一些不一定政治不正确、但不是主流的观点，结果被好几个同学在Facebook账户上删了“好友”。同样，也有一些同学和教授对校园言论自由的处境表示担忧。在《耶鲁每日新闻》的报道中，抗议的学生大多有名有姓，然而对言论自由有所担心的学生和教授却都请求匿名。在校报于全校范围内发放的邮件问卷中，有高达45%的学生不支持卡尔洪学院更名，然而在Facebook上和校报上，却几乎都是另一半学生的声音。
这也说明，在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政治正确虽可借助耻感文化形成巨大的裹挟力量，却很难形成舆论一律的局面。我在大三学年的三位室友都是少数族裔，按说他们都应该是耶鲁抗议行动的参与者，至少也应该是支持者。然而，他们谁都没有对抗议行动表示过支持。
一位来自以保守著称的“红州”（红色代表共和党）——德克萨斯州的越南裔室友说，耶鲁的一系列事件在其他学校可能很难酿成同样规模的风波。他有一个在德州读大学的朋友，在网上发表了非常离谱的歧视言论并被校报公开报道，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另一位非洲裔室友，在其同族裔学生的Facebook账户被上述那段誓词刷屏时，悄悄注销了自己的Facebook账号，再也没有重新登录过。这究竟是在跟风刷屏压力下的主动退却，还是对跟风刷屏的被动抵制，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平时经常和我一起关注耶鲁男篮的那位室友是埃及裔。作为在“911”之后感受到渐强敌意的穆斯林群体中的一员，他应该是政治正确所确保的安全空间的受益者。然而，即使是他，也没有对抗议行动表示过什么支持。因为在他看来，校园中的政治正确，“正确”得有点过了头。
上述这些与政治正确的不一致还不止存在于私下。就在11月校园千人抗议后的第二天，耶鲁政治联合会举办了例行的公开辩论会，而辩论的主题——美国大学的“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并不回避当时已经十分敏感的问题，甚至就是冲着这些敏感问题而去。辩论会邀请的嘉宾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其主要观点是，美国大学实施的平权政策并没有给少数族裔带来过多的好处，在很多情况下，少数族裔学生由于准备不够充分而到大学之后感觉吃力。他的这个观点尽管有数据支持，但还是激怒了一些少数族裔学生，他们决定集体离席表示抗议；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会场后方举起了右拳，这是上世纪60年代活跃在美国的反政府黑人组织“黑豹党”(Black Panthers)的标准手势。这也许正是让不少人觉得政治正确的过分之处。
细究起来，在法治社会，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举止大都被不成文却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所约束，所以较少发展到触犯法律的程度。这就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感受到法律空间的逼仄，却要时时小心不能触碰政治正确界限的原因。如果一些人每天生活在这种由政治正确构成的各式戒律和各种戒条中，而又不认同主流媒体和激进的校园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那么，政治正确带来的小心翼翼就难免会给他们以压迫感。
这也许就是在近期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采取的通过频频挑战政治正确原则，由此为许多受限于政治正确的人减压，从而吸引其关注和支持的战略战术。而针对政治正确的争论也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一个体现。与特朗普和科鲁兹的保守主义所对立的，则是美国大学校园的精英文化以及自由派主导的媒体，它们也是燃起近期校园风波的主角。
政治正确的畸轻畸重、畸宽畸严、畸松畸紧都非理想状态，但保持其平衡状态却并不是时时可求。我的那个嫌耶鲁抗议表现出的政治正确有些过分的埃及裔室友，在听了克鲁兹建议加强对美国本土穆斯林团体监控的竞选言论后，可能又深恼政治正确没有限制住克鲁兹的宗教和族裔偏见，他抱怨说：“美国明明根本不是穆斯林国家，哪有那么多的穆斯林团体威胁？ISIS把自己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克鲁兹就把穆斯林与ISIS联系在一起，这真是穆斯林的不幸……”
恰好在耶鲁学生抗议期间，我正在上一门关于阿拉伯世界社会运动的历史讨论课。一次课前，一位同学突然提议，在讨论社会运动之前，不妨先讨论一下校园中正在发生的运动，选课的同学和上课的黎巴嫩裔教授都赞同这个倡议。讨论中，我们围绕校园抗议的实质、外界对抗议的理解以及媒体如何反映和塑造了抗议等话题相互辩驳，并由此深入到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参与抗议的学生的情绪和理智及其与校方反应的互动，等等。在发言中，多数同学都肯定了万圣节后学生抗议诉求中的合理性，认为一个社会应该对少数族裔保持一定的敏感度。不过，没有人在讨论中提起过抗议中的政治正确的“过分正确”问题，这也许就是美国政治中的定向宽容？
一个社会，其政治正确原则是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和代表。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正确原则的实际施行，需要以宽容精神和文化为前提环境。说到宽容，当然不是宽其所相同，容其所一致，而恰是宽不同之异，容相反之见，这其中当然包括所谓“过分”的言行。缺少这种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在耶鲁校园发生美国少数族裔学生抗议的时候，对这种文化冲击多少有些不知所措。
在这场风波中，本科生中的约60余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积极参与者有之，静默旁观者也有之。
一个同学对我说，这次爆发的抗议，是她到耶鲁以来最感惊讶的一件事，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她对耶鲁这个安全空间的安全性有切身的体认，也由此对一些抗议者的言词有所不解。但是，几个比较关注抗议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则认为，国际学生和美国少数族裔学生有共同的苦处，同样能够感受到美国少数族裔学生受到的那些歧视，所以应该参与抗争。不过，中国学生成长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其能把握美国政治正确的内涵么？在美国，政治正确的意旨之一就在于保护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而这个原则显然很难为中国学生用来返照其成长的环境。在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学生虽然在学校被输入了“民族团结”概念，但却很少有机会讨论这个政治口号的真正含义，或是与少数族裔的人群相互来往。国内的媒体一般也不会讨论民族问题。
在学生爆发抗议之后的第二周，耶鲁的国际学生组织也及时召开了座谈会，几十个参会的国际学生借机谈了他们对校园上发生的不限于风波所及的一系列事情的看法。由会上发言可知，国际学生普遍关注这场风波——即使没有实际参与的话，也普遍认为他们与美国少数族裔同学有共同利益，持支持抗议学生的观点占了大多数，但对支持的方式有所差异。
有意思的是，在会上，许多国际学生又提到了“身份认同政治”的话题。比如，大部分国际学生都认同美国“有色人种”(people of color)的说法，但却不能接受自己被划定有色人种范围：来自东亚的国际学生一般称自己为亚洲人，不过来自非洲的同学普遍觉得，他们首先是非洲人，其次才是黑人。一位来自黎巴嫩的穆斯林女生、一位来自巴西的女生以及一位自来土耳其的国际学生顾问则认为，在美国填表时，他们总要为自己的种族而纠结，因为宗教和种族是不同的概念：巴西的学生认为自己是巴西人，而根本不是美国各式表格中所称的西班牙裔(Hispanic)；来自土耳其的顾问说按照有色人种的概念，他应该在表格上填白人(White)，但他又不是来自表格所俗指的白人来源地的白人……
当然，不论美国少数族裔学生如何不满其处境，也不论国际学生如何纠结于表格上的有色人种、宗教与族裔，美国的政治正确都为他们正常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庇护。耶鲁风波中的抗议学生之所以能够自由参与抗议并不必担心受到任何事后追究报复，也正是这种庇护的结果。而即使政治正确中常有“过分正确”的出格之处，那也恰恰证明了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正确与民主制度的某种同质性：政治正确其实只是最不坏的一种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