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录：独裁者手册
人们有时可以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 —威廉·莎士比亚 《裘力斯·凯斯》第一幕 第二场
政治的世界是受规则支配的。任何不按这些规则进行统治的统治者都可说是愚蠢到家。
我们描绘的图景不会赏心悦目。它不会增强对人类善行和利他主义的希望。但我们相信这就是真相，将指出一条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毕竟，即使政治不过是领导人玩的一种游戏，如果我们了解规则，它将成为我们能赢的游戏。
那些掌权者与我们不同：他们能设计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使自己更容易达成目的。理解人们的需求以及如何达到需求，将极大帮助我们明了为什么那些掌权者经常干坏事。实际上，恶行常常不仅是坏的政治这么简单。
罗伯特·里佐 贝尔市前市政经理（1993-2010）。利用市民淡泊的公民意识，修改贝尔市的政策，以利于维持一个小的制胜联盟继续掌握权力，让自己和少数几名市议员拥有天价的薪水，并以附近城市1.5倍的税率向市民征税。而贝尔市本身却比附近的城市更贫穷。
首先，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利。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第三，当这个同伙小集团明白外面还有大把人排队等着取而代之大吃公家饭，最高领导人就具有了如何花钱，如何征税的巨大自由裁量权。第四，依靠一个支持者小联盟，领导人可以放手大肆提高税率，正如贝尔市那样。征收重税很容易激起民愤，也如贝尔市那样。当然，在贝尔市，人们奋起抗争并终结里佐的统治很容易，因为他们拥有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没有那么要紧。我们越快放弃思考或者谈论诸如“美国应该…”、“美国人民要求…”或“中国政府应该…”这样的句子，我们就越能更好的理解政府、企业和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对待政治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与思考和谈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领导人的行为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谈论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福利等。一旦我们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帮助领导人获取和维持权力，我们也将明白如何去矫正政治。政治，正如所有的生活，是关于个人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对他人有利的事。
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现代表述：从大国与霸权的平衡，到党派偏见与国家利益。这些不过是高中公民课本和晚间新闻专家的说辞，与实际的政治关系甚少。
输掉一场战争会给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权带来什么后果？
国家不会有利益，人有。
奥巴马总统在制定其阿富汗政策时为哪些东西焦躁？如果他不提出一个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他将失去他的民主党选举根基的支持。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烦恼是，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将被弹劾并且民主党人在1962年的中期选举中将遭到重挫。他们每个人的脑中也许都有国家利益，但他们的个人政治安危才是最要紧的考量。
在巴黎遭到恐怖袭击（2015.11.13）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如果不表现强硬，关闭边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实施宵禁（1944年来首次），他会不会失去一些人的支持，进而影响到他自身的政治生存。
任何国家中最主要的利益推动者是居于顶端的人：领导人。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出发点开始：统治者们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
关于如何统治才是最佳，答案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先攫取权力，然后维持权力，并从始至终掌握尽可能多的国家收入。
领导人行为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攫取权力，维持权力，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权。
每一种类型的政治活动都可以从设法生存的领导人这一视角来解读。
我们将政治家看做自私粗鄙之人，就是那种你不想与之共进晚餐的人，但没有他们你可能又根本吃不上晚餐。
如果我们要玩政治游戏，那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赢。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是读者能从本书学到的：如何赢得政治游戏，在这一过程中说不定甚至能对世界做出一点改善。
我们大多数人将国家破产视为财政危机，但透过政治生存这一棱镜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更是一场政治危机。当债务超出了偿清能力，对领导人来说，真正的麻烦不在于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而在于他丧失了必要的资源去换取核心支持者的政治忠诚。在民主制下，糟糕的经济意味着没钱去资助份肥工程以换取政治支持。对贪官污吏来说，意味着捞不到巨额财富，也许还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秘密银行账户缩水，以及报酬过低的喽罗们忠诚度的下降。
路易十四引入“穿袍贵族”以制衡“佩剑贵族”。
没有人能独自统治；没有人具有绝对权威。差别只在于有多少人需要豢养，又有多少资源能够拿出来进行豢养。
政府都一个样。差别只在于选择人和制胜联盟纬度。这些纬度限制或允许领导人为了保住权位能做和应该做什么。限制或允许的程度取决于选择人集团和制胜联盟如何相互作用。
当我们提到民主制，我们的真正意思是政府建立在数量庞大的不可或缺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基础上；同时，有影响者的数量几乎与可相互替代者一样多。当我们提到君主制或军事独裁制，我们的意思是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的数量都很少。
政府之间更具重要意义和可观察到的行为差异取决于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这三个集团的绝对和相对规模。
我们的出发点是意识到：任何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都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权力，并尽可能长久地掌握权力。
理解政治真正如何运行的第一步是询问领导人都把钱花在哪类政策上。他们把钱花在惠及每一个人的公共物品上了吗？还是花在了只惠及少数人的私人物品上?对任何精明的政治家来说，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他需要保持多少人的忠诚，也就是制胜联盟里不可或缺者的人数。
在一个民主国家或任何一个制胜联盟很庞大的体系里，通过私人回报的方式来收买忠诚代价太大。钱会被极大摊薄。所以，依赖大型制胜联盟的、较民主的政府趋向于着重把钱花在能增进普遍福利的公共政策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独裁者、君主、军政府领导人只依赖一小撮不可或缺者。他们通过大慷公家之慨、以私人回报的方式收买制胜联盟的忠诚，这种统治方式更有成效，尽管这意味着要牺牲广大纳税人的利益。
当制胜联盟很小并且私人物品成为维持权力的有效方法时，大部分人民的福利就靠边站了。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喜欢征收重税，从可怜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那里尽可能的搜刮，通过这种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把财富转到制胜联盟成员的手上，使他们发财致富，保持忠诚。
一旦上台，新领导人可能抛弃助他上台的人，让他认为更忠诚的人取而代之。那些在打天下时共担风险的人常常在成功后靠边站或更糟。
如果只需要一个规模很小的支持者集团，并且它能够从一个很大的潜在支持者群体里提取出来，那么在位者就无须花掉政府收入的很大部分去收买制胜联盟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潜在替代者很少，那么在位者就必须多花钱以保持制胜联盟的忠诚。
当不可或缺者占可相互替代者的比例很小，收买制胜联盟的忠诚代价很小，在位者便拥有对政府收入的巨大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选择将钱花在自己身上或花在喜欢的公共项目上。一些有责任感的独裁者会将他们可自由裁量的资金投资于公共事业。这些公共事业可能会很成功，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也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失败，比如加纳的瓦米·恩克鲁玛。
不要从你的支持者的口袋里挪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饥饿的人民不可能有精力推翻你，大可不必担心他们。相反的，失望的制胜联盟成员则会变节，让你深陷麻烦。
与独裁者和暴君一样，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遵循这些法则，因为他们与所有人一样渴望获得权力并保持权力。甚至民主领导人也几乎从不辞职，除非被迫。
历史上，一些“国王”其实是选举产生的。一些“民主领导人”却是以专制君主的权威统治他们的国家。换句话说，独裁者和民主领导人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统治的关键在于支付报酬给支持者，而不是善治或代表普遍意志。
一般人有一种看法，认为政客们不会改变使他们掌权的规则。这是错的。他们时刻准备着要削减制胜联盟的规模。政客们想方设法要避免的是那些会导致需关照人数增加的制度变革。不过尽管他们极力要避免，但有时制度却必须变得更有包容性。这会削弱独裁者的地位，因为他所建立的联盟和支付的报酬将不足以维持他的权力。
民主领导人需要找到支持者喜欢的有效的公共政策，以这种形式来回报支持者的忠诚。但这不等于说民主政治中就不存在私相授受。王朝式规则就算在民主国家都很常见。研究表明31.2%的美国女性议员，以及8.4%的男性议员有近亲此前担任过相同的职务。历史上20%的美国总统互相之间有近亲关系。偶然和公平竞争可解释不了这一现象。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罗斯福家族、布什家族以及很多其他美国家族都具有漫长而显耀的从政史。
让关键者保持失衡状态。无论一名专制统治者将他的联盟打造的如何好，重要的是让联盟本身失衡。牢固掌权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的人可以取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让联盟成员处于失衡状态的要义是，确保他们的忠诚收买可得，并让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可靠度存疑，他们会被人取代。
民主领导人不是天使，为了保住权位，民主人士也许不得不经受真正的、有意义的选举的考验，但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很乐意向操纵选举的独裁者学习，这一点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没有哪种选举会比操纵下的选举更棒了，只要你就是操纵者。
集团投票在很多新生民主国家是普遍现象。过去在政党机器控制下的美国大城市里这也是常态。印度现在的很多选区也是这样。一个由地方名流或乡绅组成的小团体可以统合整个社区投票，为自己换得极大的回报。集团领导人收获丰厚，成员们收获较少，社会的其余部分人则为此买单。
一旦你为了收买关键支持者和他们的替代者而将政府掏空之后，如果需要，你将面对全新的挑战：将钱袋子重新填满。如果一名领导人找不到可靠的收入来源，别人向他的支持者提出更高回报只是个时间问题。对于掌管任何组织的任何人来说，钱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政府的奖赏里没法分一杯羹的话，几乎没有人会长久的忠于在位者。
统治与善政无关，与留在权位上有关。当联盟发生变化，谁富谁穷也会发生变化。沉重的税负强化了富裕与贫穷（在联盟内或在联盟外）之间的差别。
民主领导人也征重税，原因和独裁者一样：他们要给选举时支持他们的团体提供补助，以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利益为代价。只要能够的话，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通过征税把财富从反对者向支持者进行再分配。
在独裁国家，做个富人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是政府让你致富。而如果是政府让你致富，没有什么比忠于政府更重要。
将美国税法搞得无比复杂的所有那些规则和例外条款，无可避免地源自于政治家们无可避免要做的事：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来回报他们的支持者。
资源诅咒使独裁统治者有能力大规模的回报支持者并聚集起庞大的财富。鼓励领导人采取自由化政策的最简单方式是迫使他依赖税收来获得收入。一旦做到这一点，在位者将无法再压迫人民，否则人民就拒绝工作。
无论哪种类型的政府，比起它们统治的人民，都是更加肆意的花钱者和借钱者。独裁领导人们到底能借多少钱的唯一实际限度就是，人们愿意借多少钱给他们。而在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很大的联盟规模会对借债水平施加若干限制，民主领导人仍然同样很喜欢在财政上不负责任。别忘了，虽然债务是由每个人来承担，但好处却不按比例地流向了联盟成员。
毫无疑问，最高程度的腐败的确属于非自由的、依赖小联盟的政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依赖大型联盟就能使政府免于腐败。它甚至并不表明依赖大型联盟的政权花在腐败方面的钱绝对比独裁国家少。
俄罗斯少校警官，自揭家丑的 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 制作并寄给 基弗拉基米尔·普京 总统一个视频。他质问普京：“警察怎么能收受贿赂？您明白我们的社会正走向哪里吗？您谈论要减少腐败，您说腐败不仅是一种罪行，也是不道德的。但情况并非如此，我向上级报告说警察很腐败，他对我说，这种事没法消除。” 迪莫夫斯基在俄罗斯差不多成了民族英雄。他自揭家丑得到了很多普通俄罗斯人的高度赞许。然而官方的回应却大相径庭。人们有意回避他，他被解职、被骚扰、被起诉，还遭到监禁。公众的强烈不满才使得他被释放。俄罗斯中央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对于那些敢于批评上级的警察将施以严厉惩罚。这项法令随后被人称为“迪莫夫斯基法”。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它还保证检察机关能将那些不再忠诚的受惠者抓出来。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吗？
对外援助交易有自己的逻辑。援助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援助也并非给到了错误的人手上，即给到了盗用的政府而没给到懂得正确利用援助的地方企业主或慈善机构。没错，是有大量援助给了腐败的受援国政府，但这是有意为之的，并非出于偶然或无知。援助之所以要给这些盗用的政府恰恰是因为这些政府会出卖本国人民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安全。援助国愿意给它们提供这种安全以换取政策，这些政策反过来提升了援助国本国选民的福利，从而让援助国政府也更加安全。双方都有对方珍视的东西可以互相给予。民主领导人需要他的人民喜欢的政策，而独裁者需要现金支付给他的联盟。
冷战期间，美国为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提供平均每年5000万美元的援助，以换取他的反苏立场。这些钱没有用来为利比里亚人民谋福祉，并且数额刚好接近多伊及其党羽在其执政期间侵吞的钱。从以生存为导向的领导人的角度来说，金援的本质昭然若揭。
如果援助确实帮到了穷人，我们本该看到受援国的人民很感激和尊敬援助国。事实与此天差地别。美国对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善举”换来的是遭到这两个国家人民的普遍唾弃，理由很充分。
各种事例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援助是用来换取政策妥协的。对于减轻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没什么效果。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只是一个特例，美国想要的是建立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集团，作为抵御苏联扩张的工具。于是计划促进了经济增长。民主领导人需要政策的成功，于是很乐意遵从美国的政策目标以换取可观的援助。后来的援助未能复制马歇尔计划的成功。
大多数革命者一旦上台就倾向于成为卑鄙的独裁者。毕竟，民主制度除了催生人民想要的政策外，也会让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变得困难。领导人不会顺从人民的意愿，除非人民有能力迫使他们。一旦在推翻旧政权之后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可以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会争取民主革命。
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旨在推翻政府制度的反叛行为则很罕见。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战争是关于国内政治的，我们最好把它放在可相互替代者和不可或缺者这种框架内来理解，把它从国家利益、国际均势这种宏大的观念背景中解脱出来。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当其他政治手段都无法达到目的时，战争就会被提上日程。（抗议和革命也是）
一个人做任何事总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 —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把人们表面上的话当真的改革者会很快发现改革走进了死胡同。
幻想为所有人打造一个完美世界纯粹是浪费时间，它是一个借口，用来逃避做能够改善很多人生活的艰苦工作。
一厢情愿于事无补，完美的解决方案不是我们的目标，也不应该成为任何用意良好的人们的目标。
